一、松阳古村落的形成
松阳县处于既非沿海又非内陆的靠近沿海的浙江西南山地丘陵地区；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神奇地带，大石悬棺、延庆寺塔佛光、箬寮东方水韭等都是没有破解之谜。
早在1800多年前，三国吴政权在这块神秘的地方建立起浙西南最早，且直辖中央政权的县级行政机构，是当时浙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史籍资料的匮乏，考古成果的欠缺，加上千百年来松阳人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使这方土地“养在深闺人不识”，增添了她的神秘感。
我们人类的起源，约在300万年前。2004年考古学家对浙西北安吉的上马坎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石制品43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挂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锥、手镐、尖状物等之类石器。专家推测至少在80万年以前这里就已有古人类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处于旧石器的母系氏族社会前期。在11万年至1.2万年前，远古人类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跨入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但还是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早期。1974年，考古学家在我们临近的建德李家镇乌龟洞发现了“建德人”的牙齿，根据研究推测，这时“建德人”的主要工具是打制石器，也已懂得制作木长矛和木棒等，会采集、狩猎和捕鱼，而且可能已经懂得使用火。因此，我们可以推知，10万年前，栖息在浙西地区山洞的“建德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用粗壮有力的双手，推动了社会向前迈进。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最初以采集和渔猎等为谋生手段。为了获得天然食物，人类不得不随时迁徙，原始人或栖身于可随时抛弃的天然洞穴，或在树上筑巢居住。这些极其简单、原始的居处分布相对集中，就组成了最原始的聚落。
随着最后冰期(约1万年前)的结束,由于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东南沿海大陆架被海水吞没,导致生活在那里的人群向内陆迁移，人类社会出现了一次飞速的发展，这就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农耕与饲养，而且形成了从事不同专门劳动的人群：农民、牧人、猎人和渔夫。2001年,考古专家又对我们临近的浦江上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遗存，并经确定属于栽培稻范畴。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分工向人类提出了定居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农村聚落。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聚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如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嘉湖平原上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就属于新石器时期的早中期和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这些遗址是最典型的早期聚落的遗址。在这些遗址里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同一氏族有共同的血缘，崇拜共同的祖先。由于妇女是原始农业及家畜饲养的发明者，且在生产和经济生活中、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她们取得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这时的聚落或村落以母系血缘为主线，串联一起。这个时候，一个村落就是一个氏族。
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中心发生偏移，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于是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在父系氏族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成果的有所剩余，一些人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利用已占有的劳动财富役使他人，于是，贫富现象出现，私有财产开始萌芽。贫富悬殊的变化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氏族社会开始走向瓦解，阶级社会开始出现。从而推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劳动分工——手工业、商业与农牧业的分离。手工匠人和商人寻找适当的地点集中居住，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同时，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免遭外敌侵占，便产生了筑城而居的需求。于是以非农业经济活动为主并兼有防卫功能的城镇形成，距今四五千年前余杭良渚文化台城，就是典型代表。而在农村，1997年，考古学家对遂昌县城西12公里的好川村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墓葬80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计1000多件。经专家鉴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属新石器时期的末期，下限至夏末商初，约距今4200~3700年。我县古市镇筏铺村阴岗山坡地，北临松阴溪，曾出土大量石镞、石斧、三孔石钺、石环、石刀等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石器磨制光洁呈灰黑色，石质细腻坚韧。石镞双面刃，石斧和石钺两面钻孔，出土的文物证明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情况。在水南街道瓦窑头村营盘背山坡，曾出土新石器时代柳叶形石镞和圆柱形石锥，还有大量席纹、网纹等纹饰的商代印纹陶片；与其同时期的还有位于叶村乡河头村占安山坡地，曾出土新石器时代石镞和商代印纹硬陶的器物碎片，石镞石质细腻，器形较小，呈柳叶形，制作规整，双面磨制。印纹硬陶的坯泥含有少量的杂质和砂粒，烧成温度较高，通体拍打回纹、米筛纹、麻布纹、曲折纹等纹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时期已有先民在此居住。这些村落主要分布有溪流经过的丘陵岗地上，从这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在村落的选址上已懂得近水以利用水却又能避免水害的道理。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海侵对浙江沿海平原的影响仍然很大。浙江沿海平原或成为一片浅海，或成为潮汐直薄的湖沼平原，不利于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而在浙江的会稽山、金衢盆地、松古盆地等山地、丘陵、盆地，海拔相对较高，海侵无法深入，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这里拥有丰富的森林和动物资源，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有平坦的土地资源可供刀耕火种，因此，越部族的原始村落首先就在这里形成。可以说，我们松阳等地的村落可能是浙江村落的起源地。《吴越春秋》就记载说，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越部族主要是在山地和山间盆地从事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用《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的话说就是“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像这样的越部族中心聚落，直到刘宋时期还有遗迹可寻。南朝宋的孔令符在《会稽记》中就记载说：“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此外，像《国语·越语上》记载越国四境时提到的姑蔑、句无，都应当是越族在浙西南山区及山间盆地建立的大型村落。20世纪80年代，在我县水南街道塘寮村南侧的屋后山，零星出土了商代印纹硬陶片和西周时期原始瓷豆等文物。在新兴镇大石村西首的小山坡，陆续出土大量商代印纹硬陶罐、壶、盉以及西周时期造型各异的原始瓷豆、罐、尊等文物。其实，当时松古盆地、河谷小平原以及山区的第四纪夷平面上，都是越先民建立村落的理想地点，都可能建立越族人的村落，只是疏于记载罢了。
二、松阳古村落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由于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现了郡县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由于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世卿世禄制被军功制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为主要内容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取代。“华夷”观念削弱，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伐和生产中逐渐开始了融合。诸侯国在争霸称雄的战争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推行改革，富国强兵，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帝制因素的成长，促进了新旧体制的更替过程；大国在争霸战争中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打破了列国旧的分野，各民族频繁迁徙和交往，推进了文化融合的进程。
这个时期，松阳属于越国，松阳的先民被越王征召北伐西战，随越王争雄称霸，有战胜的喜悦，也有战败的屈辱；以及楚汉的入侵而亡国。居住在松古盆地的越族先民，或迁移或与外族融合。
公元前222年，刚在南方灭楚的秦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松阳隶属之。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死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徒到咸阳，要他们看护皇陵，或者迁徙于西南边远地区，一些平民也同时被迫迁徙，叫做“迁虏”，做开矿、开盐井等苦役。此时，我们松阳一带相对北方华夏文明来说，还是“南蛮东夷”，人民“纹身断发”，操着“鴃语之舌”，且男女大防不严。秦始皇一方面在会稽刻石留铭，鞭笞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另一方面，“发会稽适戌卒，治陵道”，强制移民。一部分外族越民，到海上抵制秦的统治，后来他们到了日本、东南亚；大部分的内族越民，却与夏汉民族融合。北方的先进工具、技术促进我们这里的经济发展。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设36郡，72县。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也就是后来的村。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此时的村落，社会功能更加明显。
秦末，越王勾践裔孙邹摇率越人参与亡秦之战，后摇又辅佐刘邦击溃项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立摇为东瓯王。汉景帝时(前154)，吴王刘濞为首的宗室七王起兵反叛，派人结盟闽越、东瓯。后“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汉将周亚夫击败吴、楚军后，东瓯王乃乘机杀濞于丹徒。吴王濞的儿子出逃闽越国“常劝闽越击东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食尽，向武帝求救。汉中大夫庄助发会稽兵，闽越撤兵远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攻，故“请举国徙中国，乃率其四万余人众处江淮之间，处庐江郡”。庐江郡为今安徽省舒城一带。松古盆地的百越人民，有的跟随迁徙大军北迁，有的躲避到山区，成为“山越”；使原已初具文明的浙西南区域经济和社会遭受严重损失，松古盆地又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不久，楚汉族再次涌入，北方汉民族南迁，他们大多在交通要道生产、生活；接着，部分“山越”民众回迁至平原地区，并进一步与汉民族融合。这时，松阳区域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有文献记载的有：劳姓、丰姓、瞿姓、库(she)姓、公姓、壶姓等大姓，他们居住在古市片，松阴溪两岸的丘陵、平原地带。当时的松阴溪比现在靠北，松阳村落最中心的地方应是卯山的四周。后来，他们中的一支或多支成为“松阳郡”。而古越族，只留下大石悬棺和一些古老的习俗罢了。
东汉末年，北方诸侯割据，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松阳偏居东南一偶，相对安稳，中原的大户为避战祸，举族南迁，有的连同村民一同迁入松阳。其中，最显著的有叶姓一族。东汉建安初年，叶姓江南始祖叶望带着家人辗转山东、江苏，落脚松阳的卯山脚下。叶姓的祖先是沈诸梁，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大夫沈尹戌之子，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史称叶公。早在公元前476年，为报复越王勾践侵楚，曾领兵攻打东夷，到过松阳这一带，其裔孙回来到松阳繁衍、发迹，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生活在松阳的越族土著人与汉民族更加融合，以至完全被同化。
汉时的行政机构沿袭秦朝，县下设乡、亭、里。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时，析鄞县南部的回浦乡，设立回浦县，属会稽郡。并将东瓯地划入回浦，所辖之地相当于今台州、温州、处州及福建北部的一部分，松阳属之。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26)改回浦为章安县。松阳当时是章安的一个乡，旌义乡；松阳有古地名“三里亭”、“怀德里”等等。
占据江东的孙氏政权，出于多方因素，特别是为了后方的稳定和兵员的招募，于公元199年在章安西乡旌义乡建立县级行政机构松阳县。当时的松阳县境东至缙云山“大洋”，北与永康相接，西与“太末”县(龙游)为临，南伸“永宁”(温州)之地；区域之广，覆盖今天的丽水、金华、温州地区。然而，人口却不多，总共不足万户。这一点可以从公元203年，松阳长丁蕃不服原永宁长贺齐指挥被杀可知，按照秦汉规定，万户以上者设令(县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长)。人口虽不多，但当时的县治旌义(古市片，以赤寿半古月、叶川头、梧桐口为中心)却成为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同时，松阳虽然从临海郡章安析出，却不属于临海管辖，而是属于东吴孙氏中央政权直辖，主要原因是便于孙氏政权组织兵源，征集“山越”、楚汉人民北抵曹魏、西抗刘蜀。当吴政权稳定以后，江南地区有个相对的发展时期。
历史上，还有三次大的移民，对松阳人口的增添、村落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次是两晋之间的“永嘉之难”即“五胡乱华”。三国后，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一全国，但只维持了11年的统一局面，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据统计，“五胡乱华”使华北地区人口在8年之内消失90%，所谓"十室九空"如是。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52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一共有6次南迁高潮，累计合计迁入过百万。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永嘉南渡又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衣冠”代表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这是中国首都迁至江南的开始。北方政权倾巢迁来，北方人民大量涌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文化大融合。松阳的廖姓、赖姓、纪姓、项姓都是这个时期从中原辗转南方各地，最后迁到松阳的。他们在松古盆地的樟溪、东角垄、十五里、大路口等地落脚，繁衍生息，发展村落。据《姓氏考略》所载，最早的赖姓家族，居于古代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为周武王之弟叔颖后裔。魏晋南北朝时，赖姓加入了为躲避纷乱由北方而南迁的队伍之中，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均有赖姓足迹。据《赖氏族谱》所载，东晋有赖忠诚任虔州(今属江西省)知府，后人赖光迁居松阳，到赖遇时，晋安帝亲题“松阳郡”赐予赖遇，赖姓成为松阳一大望族。永嘉南渡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将学术文化中心移于江南，这既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续、传播，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从而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松阳的“勤读传世”遗风这时开始形成。现在的松阳方言，就是这个时期，北方士族的“普通话”，保持者上古之音。到了唐武德年间，松阳县升为松州，州治还在古市，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州府周围村落的昌盛，并创办了浙西南第一个官学。可那时灾害不断，松阴溪常常改道，水患频仍。于是，在唐贞元间迁县治至移风乡紫金村，即现在的西屏。从此，松古盆地的东端，加快了人口的集聚，村落的发展。《贞观八年天下姓望氏族谱》所记括州松阳郡，黄姓为四大姓之首。当时黄姓是松阳第一大姓，所以也有“松阳郡”的，他们居住在松古盆地的各个村落里。
第二次移民是在两宋间。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使社会一直潜伏着“积贫积弱”的危机，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虎视眈眈。钦宗靖康二年(1127)，在金军的强势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北宋覆亡，这就是“靖康之难”。康王赵构逃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被迫举族迁移，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大批王族、官员、士民涌向江南地区，归于南宋。“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以至于“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湘湖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到这时，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宋朝倡言文治，军事上虽不及辽、金、西夏、蒙元，每战辄北，文化事业却极为发达。宋朝皇帝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宋代文臣之盛也胜于前朝。随着宋室南渡，一大批文人官僚阶层内迁，文化事业发达，极大地提高了文化普及率，即使是偏僻乡村，“虽牧儿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状元沈晦来了，咏叹松阳“为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张玉娘的“山之高，月之小，何皎皎”出世了。整个江南地区，人民不论男女老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洪姓祖先从南京到括苍任太守，致仕后定居界首，因此，界首当初叫洪坦；王姓从闽至括苍任刺史，后居住西屏市墈头，避乱再迁枫坪根野(根下)；周姓、吴姓、杨姓、郑姓、包姓、毛姓、孟姓等迁到松阳的乌弄、周安、曹竹、竹坌、横樟、里黄、内孟等山区。这样，松阳区域范围内，无任是松古盆地，还是四周中底山区，都布有村落。这个时期，也是松阳村落大发展时期。同时，大批官僚的南迁，扩置了许多州县。民族中学上方不足千米，有个詹村，相传，南宋时期是一个府，在村边有许多建筑遗迹。周弄口的村名就是相传有徐山府、后肖县、周弄街之称，因地处周弄街口得名。
第三次移民是在清初“削藩”前后和收归台湾。一是耿精忠袭封福建靖南王后，纵令属下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许多百姓不堪重负，背井离乡，迁往浙江、江西、江苏等地。松阳的阙姓、畲民、林姓、许姓、傅姓、邱姓、曹姓、华姓等姓都是清初从福建迁到松阳的石仓源、南乡山区、玉岩等地。另一是耿精忠发动浙江、衢州之战，耿藩军队多时达10万人，1674年，耿部攻陷松阳县城，至1676年被清军平定。许多藩军或出逃或受降，与当地女子婚配。增加了松阳的部分人口。1680年代，康熙为收归台湾，采取安抚、军事并用。福建是战争前线，了防止台湾郑军窜扰大陆，清朝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强迫居民内迁十里或二十里，遍筑界墙守望，断绝内外交通，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部分福建先民背井离乡迁到我们这一带。
之后，除了温州的漕运人员、商人沿松阴溪两岸埠头落脚，新成立村落如温州寮(横溪)、靖居口等以及1963年新安江移民新形成10个村外，松阳的村落到清初，发展规模基本定型。
三、松阳古村落的现状
松阳古村落形成、发展后，少有破坏。府志称：“松邑人崇信义，家置祭田，建造祠宇，兢兢乎有报本追远之思焉”。一般祖先的东西尽量保存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变卖、毁坏。松阳俗语“男儿要败盖厝卖，女人要败养鸡卖”，将祖业变卖，会给人看不起，被当作败家子。老一辈松阳人认为人的一生要做的事业有三件：盖了厝，给家人有居住的地方；给儿子娶了媳妇；把老人送上山。其中把盖厝当作最大的事业。因此，在松阳的解放前，古村落除了天灾、兵燹、暴行外，很少有人为的破坏。
天灾方面：雍正二年(1724)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城南善观铺两次大火，北至太平坊，东至横街、塔头街，西至官儒路，南至十墈头，两旁店屋具焚。还有1955的大水，毁坏房屋1700多间，松古盆地中东段低洼村落受损严重。
兵燹方面：就是19世纪中叶1858年至1862年太平军攻占松阳或途径松阳与清军遭遇，毁坏了部分村舍、县城建筑。
暴行方面：1942年5月22日，3架日机轰炸古市镇对岸的广因寺，砸死湘湖师范师生8人，炸毁千年古刹广因寺，拉开了日军“松阳作战”序幕。7月25日，日军原田旅团集驻龙游县溪口一带，虎视松阳。8月1日，原田旅团抵遂昌县大马埠后，分3路纵队向松阳进犯。8月2日，古市镇沦陷。同时，新归属原田旅团的奈良(731)支队从丽水出发，侵入松阳， 8月3日，松阳县城沦陷。至8月29日，日军撤离松阳，日军盘踞松阳28天，杀、伤、奸、抢、烧、掳、夺、毒，在松阳犯下滔天罪行，给松阳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直接被杀，有姓名且死在松阳境内的有1551人。在毁坏、放火烧房方面的暴行有，8月1日，日军为占领古市，日机向古市镇投下燃烧弹6枚，烧毁该镇三分之二房屋，合计440间。其中前街店铺及店铺后的民居154间，横街店铺及店铺后的民居90间，下街店铺及店铺的民居12间，张家墙弄民居2幢，另外还有太保庙、东岳宫、三殿、永宁观等文物建筑及其周围房屋93间，钟楼、社仓及周边86间民房。3日，日军原田混合旅团占领古市镇仅一天，就将主力2000余人派赴石仓源，抢占国民政府军仓库，捣毁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弹药，将守卫仓库的4名保安队员枪杀示众，还强迫2000多名挑夫观看。在石仓源石仓岭，日军与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一师激战三天三夜，不敌败退。在败退途中，日军到处放火，烧毁下宅街、蔡宅、山边、梨树岗、仓源头、内大阴、洋坑埠头、上包等村房屋59幢，毁坏房屋55间。日军盘踞松阳之初，即以机关团体为摧毁目标，于8月10日首次纵火焚烧县城。8月18日，日军又火烧英士大学借用的校址太保庙等地。8月28日，日军撤出县立初中时，又纵火焚烧校舍。几经焚烧，松阳县城处处满目疮痍。北面，从永庆铺到太平坊一带闹市，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南面，从潘祠到四柱亭一带闹市，瓦砾堆堆、一片焦土。县政府、警察局、司法处、省农民银行等处，被夷为平地。省农改所、省地方银行、县立初中等处，也部分被烧毁。太保庙、望松禅院、东岳行宫等文物建筑，毁于一旦。城隍庙、孔庙等曾被日军当马厩使用。郭兴隆等五六家著名烟行，也被付之一炬。县城内共有13个地块被烧，共烧毁房屋34241m2，其中：烧毁店铺170间计10379m2，烧毁机关、学校9所计6290m2，烧毁文物建筑7处计5787m2，烧毁民宅221户约10585m2，烧毁商行5家计1200m2。之前的8月26日，踞守新兴镇下源口据点的日军开赴新处，与驻扎在破寮徐村后山的国民政府军第七十九师一部在杭坑桥对峙。上午10时，第七十九师一部居高临下，炮轰过桥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在败退中一路烧杀，烧毁外石塘村房屋28幢，其中包括叶家祠堂和1幢有128根柱子的大房子，烧毁西源村房屋12幢，烧毁新安寮村房屋11幢。
日军的暴行，给松阳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松阳的古村落、古建筑造成极大的损失。
解放后，1950年的土改，把地主的部分大房子没收分析给贫雇农，之后内部格局分化；把宗祠寺庙收归集体所有，大多后来成为粮食加工厂、养殖场，最后没有人维修、管理，被改建，倒塌。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精美的雕梁画柱面目全非，寺观庙宇的圣像难逃一劫。不过对整个村落来说这只还是微观的损伤。
古村落消失最快的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头十来年的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项目。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实力增强，老百姓生活水准提高，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了，可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没有跟上，对古村落文化的传承没有准备好。以至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把“牛腿”“雀替”“花窗”“门当”“户对”“石雕”“砖雕”等等与文物贩子换钱了。另外，农村的特别是山区的青壮年向像潮水般涌向深圳、珠海或沪杭甬等地“劳务输出”，政府不仅鼓励还要对乡镇村考核，许多村落成为空壳村，只有几个留守老人和孩子。松阳的采松脂大军、做室内装修大军、跑服装鞋类大军、还有搞小超市大军，许多人赚了钱，他们就开始谋划人生建房大事。有的到县城买房，有的到中心镇建房，有的还是在原居住的村落建房。到上个世纪末，农村还有把少量的建房指标分配到乡镇，由乡镇掌握农村建房情况。异地购建房的，老房屋失去主人，没有了人间烟火，许多老房子很快漏雨、虫蛀、倒塌。在当地建房的，一般原拆原建，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拆了，砖混结构的高层洋房竖起来了，鹤立鸡群，但不协调，很扎眼。从此，古村落步调一致的格局打破了，变得“五彩斑斓”。
21世纪以来，政府不仅垄断了松古两大城镇的土地一级市场，而且停止了农村少量的建房审批。富裕起来的农村老百姓想做“大事业”建房，没了期盼，违章建筑此起彼伏，屡拆屡建。对于山区，政府推出“下山脱贫”移民点，筏铺、西坌等移民新村应运而生；暂时缓解了山区农民住房之需。但松古盆地的农村老百姓想到两镇购房，如此之高的房价，经济能力承担不了，且不适合他们居住要求。想在本地建房，却何时能审批遥遥无期；这些老百姓有的几代同屋，挤住在狭窄的平房里，居住问题成了生活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不管居住困难的，还是居住不困难有点钱或有点权的，蠢蠢欲动，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猫躲老鼠似的，开始遍地开花式的违章建房。为解决老百姓居住困难、扼住违章建房态势以及消灭空心村和土地综合利用，政府推出了“旧村改造”之举。
2006年，松阳县开始在西屏镇北山村开展旧村改造试点工作；接着部分乡村仿效。之后，政府出台鼓励旧村改造政策，成立旧村改造办公室、督查室，召开一系列的动员会、推进会，把旧村改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2011年10月，全县旧村改造了195个村，拆除13681户，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
所幸的是，松阳轰轰烈烈的旧村改造运动，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整体推进。另一方面，在旧村改造初始阶段，许多有识之士就呼吁要保护古民居、古建筑、古胜迹；致使在旧村改造政策中明确坚持“全面改造与重点保护”的原则，提出了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文化古迹，以及具有生态旅游价值的村庄、古树名木，则进行重点保护、修复、优化，实现旧村改造与历史传承、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多赢”。在执行过程中，虽有失偏颇，但多少有些制约作用。这样，使松阳仍保留着一批较为完整的古村落。
根据2012年浙江省农办等《关于开展全省历史文化村落普查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古村落分为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民俗风情村落三种类型。
古建筑村落是指现存古民居、古祠堂、古戏台、古牌坊、古桥、古道、古渠、古堰坝、古井泉、古街巷、古会馆、古城堡、古塔、古寺庙等文物遗存比较丰富和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松阳最为典型的古建筑村落当属石仓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整个石仓源，保存着清式古民居四十余座，它们体量硕大，气势恢宏，装饰精美，保存完好。另外，界首村也属古建筑村落的代表，村中仍保留有禹王宫、宗祠、牌坊、拱门、古民居等建筑，还有古井、古驿道、古窑址、古树、古墓等等古要素。村内古建筑墙基为卵石砌筑，粉墙黛瓦，整体历史风貌尚存。
自然生态村落是指村落保持良好的传统格局，街巷体系完整，传统公共设施利用率高，与生产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整体风貌完整协调，格局体系中无突出不协调新建筑；村落与周边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或传统的田园风光保有和谐共生的关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村落选址、布局、空间走向与山川地形相附会，村落建筑与自然生态相和谐，农民生产生活与山水环境互为交融，自然生态环境、古树名木以及古建筑保护较好的村落。松阳县自然环境良好，自然生态村落较多，两乡(安民、枫坪)两镇(玉岩、大东坝)两都(三都、四都)尤为丰富。安民乡安岱后村位于国家4A级景区箬寮原始林，风景得天独厚，且红色资源丰富；黄岭根、后畲、大树后等村有着绵延数百米的古树群；金竹、小吉等村藏于深山，周围茂林修竹环绕，泉水淙淙。这些自然生态村落选址、规划、营造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定的历史背景，村落与周边环境能明显体现选址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或历史背景，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历史、考古价值。
民俗风情村落是指根据特定民间传统，形成有系统的优秀的婚嫁、祭典、节庆、饮食、风物、戏曲、工艺等习俗和礼仪，传统宗族文化、民俗文化及农耕文化等延续至今，并有完整的民俗活动场所的村落。民俗风情村落除了小竹溪村以摆祭闻名外，还有高亭村的迎神赛会、山边村的山边马灯、后塘村的畲族山歌、周安村的松阳高腔等等。这些村落活态传承良好，具有传承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仪式、传承人、材料、工艺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等与村落及其周边环境的依存程度密切。
另外，松阳保存下来的古村落，根据其所处的地形，主要可以分为平原村落和山地村落两个类型。平原村落多逐水而居，或临近松阴溪及其支流，或人工开渠引水入村。这些村落的建筑风格，土墙黑瓦，座北朝南，是北方夏汉民族南迁带来“四合院式”并吸收我们原来土著越族“杆栏式”建筑风格的一种江南普遍的建筑；这种围屋的建筑方法和形式，是中原华夏族的民居、庄园和府第建筑艺术的生动再现和匠心传承，在中原地区已经失传或淡化了的一些文明传统，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松阳的古村落中。山地村落出于战时迁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们选址往往中意偏僻之处、险要之所，但也多在水源附近，一般选址于向阳的坡面或谷地，风格更偏向我们原来土著的杆栏式、悬空式建筑，与现在两广、云贵少数民族还有居住的竹楼等建筑相似。
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以及根据省农办等部署的古村落普查的精神，普查结果，松阳现存70个古村落(片)。其中，有石仓、界首、山下阳、横樟、靖居、吴弄、周山头、杨家堂等8个中国传统村落(片)，有界首、山下阳、横樟、靖居、吴弄等5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有象溪一村、安岱后、杨家堂等3个省级一般历史文化村落，有玉岩、黄岭根、西坑等17个县级历史文化名村；还有山下阳、西坑等2个乡村风情特色村及44个布局独特、环境优美、特色显著的古村落。无论是中国传统村落，还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松阳是丽水市最多的，也是浙江省最多的，在华东地区名列前茅。
四、松阳古村落的历史人文价值
村落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中华民族民众心底的情怀，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也是松阳田园生活的守望地；千百年来，松阳人民在这个载体中孕育、生存、长大。中国作协副主席冯骥才说，中国最大的物质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而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村落；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万里长城是一条线，古村落遍布中国”。
松阳早期的村落格局或毁于建筑的自身寿命，或毁于天灾，或毁于兵燹或暴行。现在保留下来的村落绝对多数是明清风格；但都能薪火相传，基本上在原来的村落的基础延续下来，继承上代的建筑风格。这些古村落是久经历史风雨得以幸存的传统文化瑰宝，是不可再生的特殊文化资源。它们有4个历史文化特征：一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至今仍被村落记忆着；二是有比较完整的村貌、街道、桥梁，甚至庙宇、戏台、水井等乡土建筑的物质文化遗存；三是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即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村落中代代相传的生活文化；四是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所以，松阳70个值得保护的古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还包括自然遗产的综合集成，精致巧妙地保存了松阳人民悠久的农耕社会中世世代代积累的生存智慧、生活理想与生生不息的生命轨迹。
松阳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非常丰富，包涵了村落的历史渊源、民居特色、文物古迹、古树木、民俗风情、革命斗争、传闻轶事、自然环境等等，涉及面非常之广，历史人文价值非常之高，反映了松阳农耕社会的本质和人民的哲理观、宗法观、环境观和审美观。
松阳古村落反映了依赖自然、亦农亦居的农耕社会本质。松古盆地内的古村落或接近水源或与生产地有机联系一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全县较大村庄普查时，全县共1101个村庄，带水、溪、坑、塘、渊、源、湖、泉等的，有191个，占17.35%；而其他地区一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方建立村庄，全县带山、岗、岭、坞、垄等的，有167个村，占15.17%。这些村落，规模小，有“四家头”、“八家头”的；且分布分散，在丘陵地区和山区表现的更为明显，每户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的耕地而分散建宅，数个农田或山丘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村落。松古盆地土地肥沃，水网密布，气候润物，交通便捷，素为“处州粮仓”，享有“松阳熟、处州足”美誉。千百年来，松阳人民构建了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珍惜土地、视土地为生命，以土地为求生载体。府志称松邑人“精耕传家，恋土重迁”，造就了“以农立国”、“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体制。
松阳的古村落反映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性的哲学思想。孔子的“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论语·先进》)、庄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都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个体价值，强调人性尊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不是脱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脱离社会群体的个人中心主义，而是儒家“道德的人本主义”与道家“非道德的人本主义”的融合互补，是天人合一、群己和谐的人本主义，表现了突出的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精神。松阳的古村落，周边环境保持良好，与村落和谐共生，村落与周边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或传统的田园风光保有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选址理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或历史背景，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历史、考古价值。集中一点，人类不是排斥环境，唯“人”独尊。同时，松阳的一些古村落，街巷体系完整，传统公共设施利用率高，与生产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整体风貌完整协调，格局体系无突兀建筑；地主、殷实人家也好，普通、平民人家也好，一般在体量占地面积的区别，而高度方面相差无几。使己与群和谐统一。
松阳的古村落反映了以家族为纽带、血统为脉络的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影响村落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早在原始礼会，人类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种聚族而居的村落雏形。一个家族栖息在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地繁衍生长，为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还必须团结一致以抵御可能来自外族的侵袭。家族内部凝聚力日益增强，聚族而居的规模随之而扩大，形成一个个村落。松阳1101个村庄中，以姓命名的村、庄、家等的有65个，姓与“田、山、坑、岭”等结合的有93个，两者总共158个村庄。后来人群过多集中，村落过分庞大，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致使宗旅聚落发展到一定规模便会走向分裂，又产生新的村落，松阳有5个林家(村)、5个李家(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至今在乡村中还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古村落以宗祠为核心，凡祭祖、诉讼、喜庆等宗族中人事均在这里举行，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政治、文化和精神上的中心。同时，与祠堂相应的宗族社会组织的控制工具还有族谱。据上个世纪90年代普查，全县有86个姓尚存族谱。一般来说，族谱中出现的人名可能记载了他们在世间亲属组织和社会地位中所占有的位置，那些违反社区道德的人们可能被排除在族谱之外已经记载的也要除名。因此，纂修族谱，是维系宗族血缘关系、叙述昭穆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松阳的古村落反映了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环境理念。松阳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类聚居空间，受东方哲学关于“物我为一”(道家)、“天人合一”(儒家)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而表现出独特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特点。松阳古村落的环境都是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究其原因：依山傍水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更重要的因为松阳是传统的农耕社会，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家畜、农作物都要依赖水源才能生存。便利的取水环境是村庄选址必须考虑的。从考古成果上看，松阳的古村落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一般都建立在海拔100-12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与松阴溪海拔息息相关。选择这个海拔建村，既方便取水灌溉，又可以有效避免水涝灾害。同时，我们祖先认为大地是一个有机的自然整体，人必须融于自然，与自然同生同息，大地山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在1958年前的松古盆地上的村落，四周种满枫树、柳树、樟树等等风水树，这些树遮天蔽日，老的有几百年的树龄，有的成精被认“娘”。我们流传着看那个村是否好“种咥”，看那个村是否是裸露的；因此村村大树成荫，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这些风水树被砍去烧炭炼铁去了。山区的古村落大多是坐北朝南，村后有一座挺拔的“靠山”，左右两边则有高度相对低一点的小山，村前一般都有一条小溪环抱。叫“左青龙(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种布局是有其地理上和生产上意义的。这些位置阴阳交错，藏风纳气。松阳地处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选择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在背风一面造房子，可以有效保暖保温、防止北风直吹。东西两个方向有小山也是同样的道理，东西风比较干燥，只有南风温暖湿润，可以带来降水，有利于农业生产。并且，山区的村落大多隐淹于青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松阳的古村落反映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耕读民俗文化。古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松阳作为浙西南建置最早的县份，也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形成了异常浓厚、丰富而有鲜明特色的耕读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方相沿积次成习的文化现象，它普遍存在于人民生活当中，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它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授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一代代传承下来，包括民间口头文学、民间信仰和风俗、民间流传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习俗、民间礼俗，以及岁月风俗、婚丧礼仪、娱乐游戏、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文化内容，至今到人们的节庆活动、风俗习惯、饮食、服饰、婚丧嫁娶、生活方式等等，还有重要的影响。比如松阳人，一年到头的岁时节令，无一不与农耕相关联。正月初一的早餐，松俗喝羹，讲究节俭；大年卅，小孩入睡了，家长还要撒把谷到厨房的墙脚饲老鼠，让它来年少糟蹋农田的粮食。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满月抓阄，或仕或医或耕；死后又落土为安。在村落的村头村尾立有社公、土地，社日、年节，村民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无论大小体量的房屋，在大门的上首面(左面)的，留有犬宭。一方面大儿子住有犬宭的大面，讲究长幼有别的伦理；另一方面，方便禽畜出入，反映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只要有溪、坑、涧，常常建有禹王庙(大王庙)歌颂大禹治水的功德，同时，祈求大禹保一方水土的平安。还有，周安的高腔、竹溪的排祭、道惠的夫人戏、小吉的草狮等等娱乐游戏，各具地方特色。人们说，古村落是“民俗民情的生动符号”，“民俗文化的策源地”。
松阳的古村落反映了返璞归真、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中国古建筑的泰斗梁思成先生认为，中国古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重无比、美丽无比的部分是屋顶。按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只能用青瓦，不能用琉璃瓦。所以，松阳的古村落都是清一色的青瓦。瓦坡的曲面、翼状起伏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翘的斗拱，给古建筑无可比拟的特殊风格和姿态。松阳古村落的建筑又是密集的，民居毗连，建筑多用木材，为防火，山墙采用马头墙形式。马头墙随屋顶的坡度梯级变化，即可防火，又能丰富建筑的高低层次感。加上，黄墙或白粉，形成独特的风格。它们除实用外，还包含吉祥、镇宅、防火的寓意。一般的民居室内装饰简单、朴实；祠堂、寺庙、大户人家的建筑恢宏，画梁雕柱、巧夺天工。但所雕之物，无非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梅兰竹菊、虫鸟禽兽，或者福禄寿喜。另外，不管是平原还是山区，松阳的老百姓或在“天井”或在房前屋后栽有兰花，外人很难理解松阳人对兰花的情结。所有这些都体现松阳人民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又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反映了松阳人民“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人生理念。
五、松阳古村落的保护
在我国，古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农耕时期，全国有几百万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装载厚重历史的典籍。冯骥才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文化的根在农村”。“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也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也在村落里，中华文化的灿烂性、多样性、地域性、创造性在村落里有着生动体现。比如说大量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发源地。几千年来，人们在村落里生产、生活，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村落作为农耕文明演绎变迁的见证，这是祖先馈赠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流传的血脉以及给我们留下美好记忆的精神家园。保护古村落,就是保存中国农业社会的文明史,保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古村落的价值，特别是历史人文价值不言自喻。
同时，由于人们对古村落保护的认识不到位、保护与发展关系没有协调好、以及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的进程加快而保护原有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没有准备好，致使古村落急剧消亡。据冯骥才介绍，2000年，中国共有371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我们的自然村就剩下263万个了。10年锐减了90万个村落，平均每天消减80到100个村落，这个数字非常紧迫。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还剩下2000至3000千个，而2005年这个数据是5000个。而我们松阳，本世纪头11年的新农村建设和旧村改造、下山移民的项目，仅行政村就改造了195个村，占城区和古市镇区域外的行政村的50%以上。
因此，人们对古村落的认识即价值大、消亡快，应该保护等，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如何保护，仍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文物遗存是古村落的重要载体。文物遗产包括古民居、古祠堂、古戏台、古牌坊、古桥、古道、古渠、古堰坝、古井泉、古街巷、古会馆、古城堡、古塔、古寺庙，传统街巷及两侧古建筑，义庄、会馆、古驿站、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近现代重要史迹、优秀建筑，以及地貌遗迹，古树名木等等。它们是古村落的外在形式，是古村落的重要载体。古村落的四个标准中，就有一定的历史(一般要在清朝时期)、文物遗产丰富且完整等两个方面的要求。没有文物遗产，就谈不上什么古村落了。21世纪的头十来年，松阳古村落在急剧消失，究其原因：一是新农村建设的“旧村改造”运动，二是城镇化失速。另外，大量山区壮青年外出务工，许多古老村落慢慢变得空巢化，只有少数老人和留守儿童在家看家护院，他们对老房子管理、看护不力，也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消亡。一个地方的文物遗产，都具有地域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一旦消亡，就永久性消亡，并附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同消亡，花多少钱修出来的都不是古村落。因此，保护古村落，首要的就是保护文物遗产。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牌坊、祠堂、庙宇、古塔、古堰坝、古井、泉等历史建筑，由于量少，且尚有使用功能和观赏价值，所以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共识容易形成，而大量传统民居的保护却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因为众多的传统民居构成了古村落的主要形态，如果这些传统民居都被拆除改建为新民居，古村落就没有了古味。现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文化村落，仍然或多或少有人在其中居住，这就面临着传统形式如何适应现代生活的问题。少数具有典型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我们要原真性保存，但是把所有的传统建筑都维持现状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历史文化村落中多数建筑都是比较普通的民居，它是构成历史文化村落整体风貌的重要元素，必须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要进行原真性的保护。我们可以在保持建筑外部形态的前提下，对内部空间进行适当改造，包括结构、给排水等，改善居住条件，这样方能保证历史文化村落的生命力。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保护性拆除和维修性拆除之类的建设性破坏现象。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形态、环境在不断变化，旧村落的形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根据松阳的老习惯，除个别村民原地改造祖屋外，多数村民不愿意拆除祖屋，他们到古村附近的宅基地建新房，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都与传统民居差别很大。如用红砖而不用青砖，用钢筋混凝土而不用土木结构，用平屋顶而不用坡屋顶，建三层而不建一层，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很可惜，这在农村民居形态转型时没有得到合理的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使新民居留下很多遗憾，使古村落得不到健康的发展。比如，杨家堂的一两栋现代建筑，便使整个村庄失分不少。古村落历史建筑既要承传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文化，也要适应和体现现代社会的发展。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必然的趋势，应通过努力，使古村落能处于优越于城镇环境的田园风光中，再加上现代化的生活标准，令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羡慕和向往。在我国目前迅猛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要遗忘，不要丢弃：在希望的田野上伴随着发展的古村落，这是人类最美满的家园！
因此，古村落的保护不是去恢复古村，而是要想办法让还存在的东西“延年益寿”。对于文物遗产，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尽量做到“最低干预”、“先保护，后开发”。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尽可能地不要去碰它。
原居民是古村落的主体和灵魂。村落是中华民族民众心底的情怀。千百年来，人类在这个载体中孕育、生存、长大。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总和，它又是一部生命的大书。同时，原居民是古村落的主体，是古村落构成要件中最活跃的要素。他们不仅生活在古村落里，也在这里生产，保护着古村落这一历史的遗产。他们是古村落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于历史建筑，一定要有它传承的本体，就是原住民。只有这样，建筑才会鲜活起来，环境也才变得有趣。
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以及农村不断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大批古村落的原居民涌入城市或在中心镇、村另建新房；同时，由于古村落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存在生活、小孩上学、老人就医等诸多不便，较多的原居民选择了在外地工作、经商，或外出务工，或移居经济发达地区，留守古村落的只有少数的老人，使原来人丁旺盛、鸡犬相闻、生气勃勃的古村落成为“空心”村。我县三都的黄岭根、周山头等许多村庄都存在这种情况。我县古村落的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建筑物失去主人后，成为“空巢”，没有人间烟火，没有主人修补、照看，加速了老房子的老化、倒塌。一个古村落，不少房子是空的，没有原居民的生产、生活，就成为一个空壳村，没有了血肉和灵魂，这样的古村落就没有了生命。天津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秘书长马知遥指出“这些美丽的乡村，这些费尽大力保存下来的乡村是给谁准备的？不是给旁观者，不是给过客，而是给实实在在生活在其中的人准备的。当村落中没有了人，当村落中只是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的时候，村落的灵魂就消失了，她的生命力也将逐渐消失”。
对于古村落保护，据冯骥才介绍，主要的形式为：一是景点式，完全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如乌镇，把原住民全部迁出，重新把它修得很漂亮，人进去到处可以照相。二是西塘的方式，保留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保留一个活着的千年古镇。人还照样在那里生活，不主张旅客大量来，你愿意来看就来看看。有人愿意开点铺面，来为你们服务赚点钱，这跟欧洲的古镇是一样。三是婺源的方式，是一个景观的方式，整体不做任何改动，但房子里面的卫生间放大了，厨房放大了，本地居民要改建新房子了，必须按照图纸设计方案，盖出的房子，跟原有的其他房子基本风格一致，还保留原来村落的气质。四是丽江、大理模式，分区建设的方式，就是原来的古镇不动，另建一个新镇区，你不愿意住老城区就到新城区去，跟巴黎、罗马一样，老城新城分开。此外，还有博物馆式保护的、旅游利用式保护的、街区及院落保护的、集散为整保护的等等。
根据我们松阳的自身特点：平原地区，古村黄墙青砖黛瓦，小桥流水人家，万亩绿茶飘香，人畜和谐相处；丘陵山区，古村掩映青山绿水间，藏风纳气、阴阳交错，分布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整个松阳就是一个大盆景，是个桃花源，一派田园风光。古村落是这个大棋盘中的棋子，或黑或白。因此，无论是西塘式还是婺源式的，都适合我们松阳古村落保护的模式；且都保留了原居民这个古村落的主体和灵魂。老百姓悠然地在这里生活，生活气息浓郁；保留原居民是最好的保护古村落。
非物质文化是古村落的血液和命脉。如果说居民是村落的灵魂，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村庄的血液。保护古村落是对古村落文化及其载体所构成的文化整体的保护，因为文化不能脱离其背景而存在，而且不同文化遗产是互为载体、密切相关的。美国露丝本尼迪克特说：“人们愈来愈感到，脱离了一般背景，就无法理解文化的任何特性，那种把一个文化整体视为单一条件所控制的企图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纯粹人类地理学的、经济学的，以及其他一些形式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扭曲了整个画面。”有学者提出“古建筑不是脱离具体时空的空中楼阁，而是特定村落社区生活设施的一部分，不仅与拥有它们的村民们的历史息息相关，也与其现实生活密不可分”。古村落具有其特殊性，既是一种文化遗产型村落，也是村民现实生活的社区，可以说是由古代留传至今的一个活的文化整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文化要素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在古村落这一文化整合系统中，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是这个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否则原文化系统将遭到破坏；同时也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文化因素才能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也才能被“活态”地传承。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之根”、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个“文化空壳”。
联合国相关规定认为，古村落保护的方向是“活态保护”。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指出，保护古村落要注意挖掘静态美背后的“活态美”,“活态美”指的是古村落自身的生活情感和生活仪式,比如绝活和手艺。要挖掘古村落本身的仪式,这个仪式指的是古村落自己的节日,是除四大中国传统节日以外的其他特色节日，都值得保护。古村落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它自己的节日,传统节日才能使古村落真正活起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说：“村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文化，对村落文化遗产真正的保护，最终应该立足于保护和传承一种生活方式。”
建筑形体只是古村落的外在，如果只把目光盯在这些建筑身上，而忽略了人文内涵的挖掘，古村落的真正保护将难以为继。古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外形和内核、精神及灵魂。完整的古村落不仅包括民宅建筑、桥梁、祠堂、古戏台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包括与之密切关联的各种民俗、生产生活方式、婚丧嫁娶、民间信仰崇拜、民间艺术等口头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在田园农耕背景下，松阳古村落形成了自己的民风民俗，如祭祀神农、大禹，祈福、求雨仪式；有关“青龙、白龙”的民间传说；“月光佛儿”、“薄菜”等民间工艺，松阳高腔、月光调、鼓词等民间艺术，以及“半夜出娘门”、“跳火”、“转布袋”、“死人捏灰粽”等婚丧嫁娶习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目前只有在农村依然存在。
可以这样说，理解古村落就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民族密码和历史细节，读懂古村落就可以读懂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留存在古村落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古村落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散落在古村落里，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汇聚在古村落里，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扎在古村落里。
因此，我们在保护古村落建筑形体时，更要注重古村落人文内涵的挖掘，连同“活态”一起保护。文化是古村落的血液和命脉。
自然实用是古村落的本性。每个古村落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单元，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时代局限下，通过原居民生产、生活等活动，体现出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技巧，是物质与文化的综合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现在普遍存在解释的雷同化、简单化，甚至不负责任地把旅游解说词当作史料引用，随意编故事、编风靡各地的风水说、八卦说等。殊不知100年前，甚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松阳这样的山区小县，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交通不便，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信息交流是很有限的，其外出的艰难程度远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加之乡土社会具有的财富总量和其他资源都很有限，我们松阳人把盖一栋房子仍然作为人生一大事业来做。所以，在建造新房子时，都要尽量俭省，少花钱多办事。既要关照和体现一些观念的东西(譬如耕读传家、人生追求以及风水、八卦之类的东西)，做得尽可能体面，符合大传统；同时更要讲求实用，量力而行，所以要费很多的脑筋，最基本的办法和原则就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山势、地形、水流，尊重和采用比较容易获得的技术和材料，如工匠，本地的土、木、石等，这样建成的东西就比较有地方传统和特色。现在某些“专家”、“大师”不顾事实，哗众取宠，胡编乱造了许多有关村落及其建筑的故事。而这些编造的故事传达给我们的，除了令人恶心的庸俗，就是“似曾相识”的雷同。这些编造的故事根本不能吸引人，且势必会破坏古村落的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破坏了村落古建筑本来所指的意义，给我们传递错误信息，不利于我们理解古村落的意义，从而也就与以理解古村落、促进文化积累与文化自觉的目的相违背。
我们的祖先，选择某个地方落脚、繁衍生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是建房子、挖井泉、种植作物、修桥铺路等等满足生存需求；然后造宗祠祭祀、搭戏台娱乐、建牌坊旌表等等满足精神需求。他们这样做，是再自然不过的。无论是一个村落也好，一个单体建筑物也好，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站在古代人的时代，过分解读我们近代祖先的做法。我们的祖先是农民或地主，都视“土地”为“父母”，视角都带“土”，我们不能用画家、摄影师等“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古建筑。一句话，自然且实用是古村落的本性。
因此，保护古村落一定要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为基础，而非从别处“拿来”。真正的开发保护要使得古村落的发展在自身的形态中展示背后的情感美、仪式美和文化美，而不是装饰它、打造它，更要谨防过度开发。
冯骥才说，我们必须本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历史的情怀、超前的眼光、长远的规划、持之以恒的决心，积极开展对古村落的保护，既注重对古村落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既正确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正确地处理经济与文化，又正确地看待遗产与利益，正确地评判政绩与公益，努力寻找出适合地方实情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两全之策。
最近(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城镇化工作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求在城镇建设时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总之，我们要通过科学的程序保护古村落，探索古村落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规律，实现古村落的科学保护与发展；努力保护古村落的文化多样性、个性和差异性，避免古村落文化开发的“泛文化”现象，使古村落保持自己的本性和自然个性；提倡以人的居住实现活态保护，注意防止古村落的博物馆化、“文化空壳村”倾向；要在全面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努力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杜绝和防范对古村落的过度开发，对不具备开发条件的，要原状保留，以保持古村落的原生美感和生存能力，做到“活的传承，死的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