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被压抑的需求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她又去重庆和骁红见了面。两人同为1992年出生，聊起来没有拘束。编剧专业出身的骁红，每句话都像抒情散文。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她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因为“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TA一定会很有灵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
骁红想，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她说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淑婵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ym。Kym在美国读书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但David已经结婚了。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在Kym回国前的最后一晚，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自然断裂，让Kym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产药。
被拍摄时，Kym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淑婵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今年八月，淑婵路过李银河的讲座，听到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
她又想起了Shelly。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肖美丽觉得：“淑婵还是落脚到情感方面，我没有说服她”，在淑婵看来，她本来捧着一株小草，想寻找另一株，没想到走着走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许十年后，又不一样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