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天，莱索托与南非的北部交界处，莫霍卡尔河如往日般缓缓地流淌着，寒风阵阵，河水刺骨。
晚上六点，天色渐暗，但未全黑，翁国良和朋友开着两辆小车，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翁国良的朋友是当地有名的“蛇头”，专门做中国人的偷渡生意，莫霍卡尔河就是他最常走的一条线。
当天晚上，他们要在河边接六个从莱索托偷渡过来的福清老乡，四个男人，两个女人。地址是事先选好的，这里够偏僻，经过的车少，不容易被警察发现；离河岸也近，出了河就可以直接上车；河面很窄，过河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也意味着水流很急。
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翁国良看到一眼河面，河水中出现了几个忽隐忽现的身影。河水漫过了脖子，他们不得不高举双手，将行李托过头顶，虽然离河岸已经很近，但他们走得却很慢，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急流冲走，前功尽弃。
莱索托与南非的北部交界处的莫霍卡尔河。
偷渡去南非
“除了中国人，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
上世纪90年代，许多福清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偷渡到了国外。他们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沿海人民的经商意识深入骨髓，出海闯荡便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翁国良是在1993年出国的，作为小岛上第一个出去的人，他第一站选择了非洲的莱索托。当时，除了非洲之外，英国、美国和日本也有许多福清人去。翁国良本来也想去这些既安全又发达的国家，但无奈劳务外派的费用太高，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非洲。
福建长乐、福清等地是偷渡的高发地区，上世纪90年代许多福清人通过偷渡的方式到达南非。
据翁国良回忆，福清人当年出国大多走的是“劳务外派”——先办理小国家的签证，然后偷渡到发达国家。这种半合法、半非法的方式在福清很受欢迎。偷渡的国家越发达，劳务外派的费用就越高。欧美国家要30多万元，而莱索托只要7万元。
向亲戚朋友凑够了钱，翁国良终于在1993踏上了莱索托的国土。在他这批中国新移民去之前，那里是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华侨的天下。刚到莱索托时，翁国良就在一家台湾人开的超市工作，三年才将欠债全部还清。
中国人踏足海外之后，经常会开一些超市、店铺等，服务于当地人。
莱索托始终不是久留之地。如果不是因为南非的签证不好办，翁国良的第一站一定会选择南非。“莱索托我们叫它‘鸟不生蛋的地方’，是一个很山区的国家。”翁国良说，“南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截止2016年，南非的国土面积是莱索托的40倍，人口数量是它的25倍，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
因为莱索托四面被南非环绕，堪称南非的“国中国”，许多福清人都会把它当作偷渡到南非的“跳板”，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翁国良的记忆里，除了中国人，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身份、金钱、地位一切归零，有的人在这里重新崛起，有的人却真正地死在了这里。
莱索托四面被南非环绕，堪称南非的“国中国”。
种族之殇
“在南非开店的，都请了背长枪的保安”
“陈焕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翁国良说，他96年第一次来南非时的感受，和小说《陈焕生进城》中的陈焕生一模一样，只是被子换成了高楼大厦，皮椅换成了高速公路。“快接近南非的时候，灯火辉煌，一大片的，跟莱索托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说。
然而，历史似乎定格在了这一刻。在南非呆了20多年，翁国良几乎没见到新修的道路，原有的设施损坏了也没人维护，“和白人时代完全不一样”。
9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城市建设可与发达国家比肩，如今20年过去，它看上去几无变化。
有人形容南非是“被黑人入侵毁掉的布尔人的南非”，将南非经济衰退的矛头指向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曼德拉。虽然这种表达方式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曼德拉引领的黑人解放运动，的确给南非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的种族隔离历史就此结束。虽然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法律被一一废除，但南非的种族歧视并没有终结，它只是换了种方式继续存在着——黑人翻身当上了主人，白人却沦为了社会底层。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尼采一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话在南非应验了。政府出台了大量对黑人的优惠政策，《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要求白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26%的股份给黑人；《公平就业法》要求工矿企业的黑人雇员必须达到指定比例，才能承接政府合同，许多企业因此歧视白人员工。
2013年2月25日，南非比勒陀利亚，车场保安亨得利·文特在棚屋里穿鞋子，准备去上班。在过去的15年里，随着失业人口成倍增长，南非白人住在临时居所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大量黑人涌入白人居住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严重失衡，许多人因此失业。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去南非之前，翁国良就听人说起过南非的治安差。约翰内斯堡被称为“世界暴力之都”，当地甚至流传一句俗语：“没有被抢劫过就不算来过南非。”
翁国良来约翰内斯堡的第二年（1997年），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帮他办签证的福清老乡在约翰内斯堡被黑人开枪打死了。“前一天我还在他店里玩，一起喝酒、打牌，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死就死了！”翁国良显得愤怒又无奈。
在南非，每年都有华人死于抢劫事件，少则十几，多则二十几。翁国良自己也被抢过。2002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朋友家拜访，几个黑人突然拿着枪冲进来，恐吓、抢钱还打人。翁国良试图让他们拿钱走人，结果被看管的人一根钢筋狠狠地打在背部，至今还留有疤痕。“被抢匪拿枪顶着头呀，真的是命悬一线。”说起这段经历，翁国良仍心有余悸。
“在南非开店的，都请了背长枪的保安。”翁国良后来开了超市，也专门聘请了6个带枪的保安，在岗哨亭全天候保护。
约翰内斯堡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这里的犯罪率全球最高。
价格战
“中国人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和许多福清人一样，翁国良在南非的第一桶金来源于摆摊。一只成本25兰特的手表能卖到100-150兰特，一天可以卖几十只，很多福清人就这样在南非站稳了脚跟。
在翁国良看来，南非人很喜欢提前消费，往往发工资当天，就去超市把一个月需要的东西全部买完。“前半个月有钱花，后半个月没钱花，剩下的钱就还上个月的（债）。”翁国良笑着说。
南非人的消费习惯给中国商人创造了机会，翁国良之后，又有许多福清人前往南非开超市。“第一批赚钱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人能带一个家族过来。”翁国良家乡所在的小岛一共800人，现在有300人都在南非。
南非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生意却越来越难做。“价格战太严重了。”之前在博兹瓦纳卖灯饰的吴峰，今年打算转战南非市场。此前，一个中国人复制了她的方法，在同样的工厂，进同样的东西，做另一个品牌，价格却是她的60%。吴峰在博兹瓦纳的销售额因此减少了70%。
“我卖150，他卖50，我说这样没利润，他说十几块钱进的，卖50够了。”说起中国人之间的压价行为，吴峰显得非常气愤。在她看来，中国人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低价倾销，本来物价很高的市场一下子就被中国人做死了。“你做起来了，死了多少家？中国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翁国良对此深有感触。2010年他和侄子决定从超市零售转入超市批发，之后又创立Afrimart和Amonet两家电商平台，就是为了规避“价格战”。在翁国良看来，中国人长期挤压在低端的行业里恶性竞争，只有向更高端的产业转型，避免产品复制，才有发展空间。
关于“价格战”，吴峰还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村子里有一个加油站，白人来了，建的是24小时便利店；印度人来了，建的是修车场；中国人来了，建的还是加油站。”
中国商人彼此复制，彼此压价，将彼此逼到了末路。而与此同时，南非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汇率之痛
“去年赚300万，今年变成150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南非也未能幸免于难，市场动荡之余，南非币大幅贬值。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世界杯”便接踵而来，政府财政吃紧，经济进一步下滑。南非华商的“黄金十年”就此终结。
在翁国良的记忆里，南非鼎盛时期有超过四十万华商，任何行业都有人做，光约翰内斯堡的批发商场就有十几家，租金很贵，但却处处爆满。这样的情况在2010年之后便渐渐消失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汇率贬值。
2005年，兰特对美元汇率是6: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8:1，南非做生意再汇款回国可以大赚一笔；2010年，兰特对美元汇率贬值到8:1，人民币则升值到了6.5:1，利润大减但仍可薄利多销；2015年底，兰特对美元一路贬值到了15.5:1，人民币则持续升值到了6.5:1。这意味着1兰特汇回国，折合人民币只有0.4元。
“拿一百万人民币来投资，后来变成了30万，你再怎么赚，能抵得过（汇率贬值）吗？”翁国良摇了摇头，“0.7、0.8元的时候，大家还没觉得什么，贬到0.3、0.4元的时候，大家都受不了了，赚不到钱都亏了。”
生意好的时候，翁国良的超市一年能赚250到300万人民币，最快一年、最慢一年半就能回收所有成本。货币危机之后，虽然超市的营业额没有减少，但是赚到的钱却比以前缩水了一半，“以前赚300万，现在变成了150万。”
连续5年的货币贬值让南非华商损失惨重，许多小商户熬不住，纷纷撤往第三国家，少数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那十几家曾经灯火通明的中国商场，“除了很旺的两三家还保持着，其他的也都已经人去楼空。”
可爱之地
“南非再不好，也不会回国”
虽然南非治安不好，汇率暴跌，移民政策也逐渐收紧，但翁国良始终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们自己买了房，已经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家，只能努力熬过去。”
在翁国良看来，南非也有它的可爱之处。这里的气候、环境、居住条件都比中国好，房价也比中国便宜。翁国良在南非买了一套别墅，占地1100平方米，双层建筑面积480平方米，还有前后花园和游泳池，只花了300万人民币。而如果放在福清，“光地皮起码就要1500万人民币。”
吴峰非常看好南非的房地产，翻着手机里保存的房产信息，她表示自己有想法转行做房地产中介。去年，她帮家人看好了一套房，当时800万的价格现在已经涨到了2000多万。“这是个很大的商机。”她坚定地说。
除了房价之外，翁国良留在南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市场够“单纯”。在他看来，中国的人际关系复杂，商场上尔虞我诈，许多从南非回国发展的人都吃过亏。再加上国内竞争十分激烈，自己没受过多少教育，很可能无法适应中国的市场。
“我们这一批人要是回国去，就是傻瓜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在南非还能当个老板，还能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