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从梁思成骂到市委书记,“狂妄”无比不思悔改!失业隐匿7年,却震惊了全世界…… 司马第一次听说王澍,是因为他拿下了普利兹克建筑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是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每一个学建筑的中国人来说,得这个奖是毕生理想,相当于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在2012年以前,从来没有过中国人得奖。 王澍在领奖后说:我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是一个,我导师齐康是半个! ▎文章来源:德国优才计划(ID:ToGermany)作者:德国优才计划 他是个大狂人,从梁思成骂到市委书记,他曾失业隐匿7年,可复出后的他,却震惊了全世界,还拿到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究竟,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王澍! 1963年,王澍生在乌鲁木齐,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小提琴家。2岁时,他搬到北京胡同,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4年。在这4年里,他经常坐火车,往返于北京和新疆之间,为排解旅途寂寞,他喜欢上了绘画和书法。 6岁时,他回到乌鲁木齐,当时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上演文革。而他的母亲临时被调到自治区图书馆做管理员。在其他孩子都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利用母亲工作之便,一头钻进图书馆,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当亿万中国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时,他却默默让知识的花雨润在心头,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不是异类,又是什么呢? 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开始了自学,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老师厉害多了,还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 。 他说:老师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是这八个字。如果我提前三天预习,就可以在课堂上问出一个问题,让老师们都哑口无言。 大三时,他还拒绝画商业效果图,因为觉得那是骗人的、纯商业的,还带着几个同学跑到教研室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 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开禁。” 上了研究生,他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来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形成一股对传统继承与发展的风气。仅批判社会大环境,他觉得难以到位,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的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 他还提出一个轰动的“三无理论”: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 他的硕士论文名为《死屋手记》,论文全票通过,可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没有授予他硕士学位。 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 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王澍硕士研究生论文《死屋手记》 他得罪了太多的老师,有个老师忍不住当面说他:你读过太多不该读的书,想过太多不该想的,也做过太多不该做的事。 可他却立即回应道:你给过我们太多不应该给的评价。 他特立独行,“狂妄”无比,思考自己的思考,选择自己的选择,不被学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他不是异类,又是什么呢? 离开学校后,他又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当时中国纷纷大兴土木,建筑师们都准备大展拳脚,可他却选择了一个,离体制最远的生活方式:隐匿七年,自我失业。 他带着妻子跑到杭州,在西湖附近的山村里隐居。他这个准硕士,每天大部分时间,却都和最底层的工匠们,一起调水泥、垒砖头。正是这样一段经历,让他从此做任何建筑的事情都底气十足,因为他甚至知道每一根钉子都是怎么钉进去的。 在他沉寂的岁月里,他看到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那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师们,脑子里只有快和钱,而他却一直在思索: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再后来,无数的设计师做了无数的新东西,却彻底地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当其他建筑师们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之时,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而他却清醒地看到这个时代在偏狭地拥抱西方。 他无数次地感慨自己身处的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心痛地说:再过十年,中国的城市里头,大家还能说:我是中国人吗? 这个城市所有中国传统的一切,都会彻底地被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都只能被放在博物馆里。 1998年,他已经35岁了,可他除了一个“叛逆”的名声,仍是一无所有。但他却找到了值得自己坚持一生的建筑理念:做回归自然的,散发着人性的,真正的中国建筑。 2000年,他到位于杭州的中国美院任教,那时中国美院正要新建一个校区,当时的造价预算,只有同样规模工程的一半,其他建筑师都不敢接,而他却霸气地对院长说:你定这么低的造价标准,还要达到国际水准,这些我都能做得到,但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彻底的自由。 在校区建筑的六七年中,院长真的没提任何要求,而他却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顽念,故意在校园里造一幅“画”。 一天院长站在3号楼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 那边的他则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之时,他的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 在占地800亩的象山校区里,有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来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它们在这里的屋顶和墙面上恰到好处,重现新生。 他说:今天拆那么多房子,建筑成本浪费惊人,怎么样把旧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只是仅仅做回收。就是靠着这种回收的方法,他使整个校区建造的造价降了一半,而灰白色调各种风格的建筑,与田园式的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身处其中,有不尽的惬意和宁静。 可校区从出生开始,就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许多著名建筑师都嘲讽他,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那就去象山看吧。而他却完全不放在心上,极其潇洒地说: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一模一样的房地产是难看的,而当这些人有一天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了。 果不其然,如今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已经成了建筑界的代表作。 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 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 这是中国传统与现实,激烈冲突中诞生的另一种“乌托邦”,一条通往人们内心深处的返乡之路。 在象山校区落成的同一年,他又创建了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许多人都说,他这个另类老师,每天都带着学生们“不务正业”。他的学生一进校,就得先学会当工匠,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还要自己会造小板凳,明明是建筑艺术学院,可他却要求学生们写小说、写剧本,还给学生们开书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都是必读书目。 这样另类的教育方式,让学生们更加爱学建筑了。 他当初之所以要在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是因为在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世界最大建造量的中国,没有创造性的新建筑?为什么建筑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们成为共谋?中国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艺术、资金,还是方法、设备? 最终,他想通了,那就是中国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和态度。所以他常常叮嘱教育他的学生们:为未来留下希望,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 2006年,他接到了,宁波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当时他跑到现场去考察,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拆平的地方。而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随着商业区的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了,于是,他便想到了,使用这些老村落拆毁后,能收集到的旧材料,将它们拼砌出来后,就成了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这些瓦片、砖块来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这份诗情画意。一位负责人就曾找到他,对他咆哮道:“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心,用这么脏的材料做博物馆,什么意思?”他是虚心接受了,可却坚决不改,最终负责人摔门而去…… 而之后他的设计还要通过,不同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终能够实现,真的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而宁波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真的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 原定每天3000人的参观规模,却连续3个月,人数破万。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都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那一块跟我家原来的墙一个样。 一位另类的建筑师,用一份坚持,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而他真正的挑战,是南宋御街。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他主持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的综合保护与更新。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是南宋皇帝走过的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这条承载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也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各方早已围绕怎么改造这条街,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 许多著名建筑师都不敢接这个活,因为里面牵扯的关系太过复杂,有历史的,有角度的,有政府的……可他却毅然接下了这项工作,他到市政府开会时,一个官员问他:“这就是一条破烂街,就是一堆破烂,不知道王老师你准备怎么改?” 他一听就火了,激烈地对着市委书记发言: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个破烂儿,看一下过去的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我想说的是:这整个就是一堆的大破烂。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一种影子。这是杭州市城市复兴的开端,那就让我们从这条街开始,让大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好的城市吧! 后来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几个官员偷偷跟了进去,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王老师,这个市政府大楼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的,你是第一个。 正是他坚定的一番话,令市委书记接受了他的意见,如今的南宋御街,已经成了杭州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重建后,南宋御街上保留了原本的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建筑,中西方的建筑在这里浑然一体。 刚开街,就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外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 在这之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2010年,他获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 2011年,他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 2011年,他成为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 而在2012年,他却收到了,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好消息是,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设立33年来,华人世界中,只有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获此奖。 2012年之前,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光芒,还从未投射到我们东方的国度,可他这个在体制外游走,“非主流”的另类建筑师,却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 普利兹克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且有世界性的建筑。 而坏消息是,一个画家朋友,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已被拆得一片狼藉。一看到照片,这个历经沧桑的成熟男人失声痛哭,但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早已愤怒过无数次。这也让他从此有了一个,更坚定的梦想,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废除使用混凝土。 他呼吁年轻一代建筑师,不要把中国发展,建立在毁灭历史之上。他想要让人们,在某种无目的的漫游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从亲近身体的场所差异中,回望那座青山,返回一种我们已经日渐忘却的生活方式,使一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贬的生活方式得以复活。 如今的他,仍坚定地走在保护中国历史建筑的路上,仍努力在复兴本土建筑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在同龄人,被束缚在教育框架里时,他早已跳脱到体制之外。在建筑师们追随成功和虚无名利时,他却收获了内心的富足,用平凡细微消解权势,用青瓦白墙保存记忆。长命百岁不敌半世痛快,他活得潇洒,活得尽然,如此狂妄,又如此另类,他是一名建筑师,却有着文人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值得我们的致敬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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