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原苏俄地盘东欧咄咄逼人的“扩充”中,匈牙利等三国荣膺“首选”,一时频频见于新闻头版。有些中文报纸在报道时不免重提“匈牙利为匈奴后裔”的老话。
公元453年阿提拉死亡后,匈人(Hun)帝国迅速瓦解。尽管欧洲人从此习惯把来自东方的各种游牧民族都称作“匈人”,真正匈人的后代却下落不明。唯一有点证据是七世纪后期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保尔加人(Bulghar——保加利 )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Magyar)人。当他们在九世纪下半出现于欧洲时,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经在历史舞台消失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根据著名匈牙利裔历史学家Denis 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称为匈人是典型的时序倒错(anachronism),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表明两者有直许多人想当然地误认匈牙利Hungary一名与匈人Hun有关。这一点其实完全不对。Hungary一名原有Ungari,Hongrois,Wengri等形式,真正的来源是Onogur,也即突厥语On Oghur,按照 中国历史习惯不妨译为“十姓”(突厥语On为“十”;Oghur是历史上著名的突厥部族名,与维吾尔的古称回纥Uighur不无关联)。欧洲人的这一称呼起因于早期马扎尔人和突厥族的密切接触,以致历史上欧洲人常常视匈牙利马扎尔人为突厥。但是严格地讲,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两者当然可以肯定马扎尔人的祖先来自亚洲草原,而不是印—欧种人。今天还可以见到匈牙利人的一项文化特异:他们也许是欧洲唯一将姓列在名之前的民族。这一有许多人以为欧洲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或其西迁”的后代)。尽管有许多人以为欧洲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或其“西迁”的后代)。尽管这一说法非常流行,我们必须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始终没有确证的假设。前引Sinor教授也有极深的汉学造诣,他在新近的《剑桥早期亚洲内陆史》中对这一点反复强调。已故匈人史专家E.A.Thompson去年(1996)再版的名著《匈人》(The Huns)也重申在研究匈人时不宜引用关于匈奴“匈人就是匈奴”这一假设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语音的近似上,最先由法国学者De Guignes于十八世纪提出,并无其他任何历史和考古证据。主要困难是因为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欧洲的出现之间有几个世纪的空白,再加上巨大的地理间隔,如果没有直接间接的历史记载或考古实物发现,光凭语音上除了各种或多或少靠想当然的“匈奴西迁而为匈人”的理论,最有价值的一项证据其实是本世纪在新疆发现的重要历史文件——《古代粟特信函》中一位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提到了洛阳毁于他所谓Xwn人的事件。Simor教授对此曾有详论。其他问题之外,此函的绝对年代也有争议:历史上洛阳有两次可以说“毁于匈奴”。一次是东汉孝献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相国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时,在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董卓军队中,“来兵皆胡羌”(蔡琰《悲愤诗》)。事实上,后来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以后,董卓的部下作乱是蔡琰(蔡文姬)被掳掠到南匈奴的直接原因。《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另外一次是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主(烈宗昭武皇帝)刘聪令年),匈奴汉(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主(烈宗昭武皇帝)刘聪令其宗室刘曜、大将呼延晏、王弥、石勒等攻破洛阳,发掘诸陵,焚毁宫庙,虏获怀即便我们接受欧洲匈人就是匈奴这一没有确证的假设,不论从种族还是语言。
从语言上讲,白鸟库吉是第一个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零星资料企图将匈奴语言归类的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两种可能之间。白鸟的结论早已被后来的阿尔泰语专家否定,他的研究无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尔泰语曾经从匈奴语中继承和吸收了不少词汇,但不能证明匈奴语属于两者之一。例如一代雄主冒顿单于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也即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红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见的“巴图鲁”称衔。但是该词在阿尔泰语中并无完满解释,反而在伊朗语中可以找到词源。匈奴不属于蒙古语族今天可说已成定论。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更用中国史料证明匈奴语和阿尔泰语互不相容的几项特征,因此提出匈奴语甚至不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可能与叶尼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俄国的语言学者近年来作了不少比较研究,初步表明叶尼塞区域和高加索区域的语言和汉藏语系有某种亲属关系。所以到头来匈奴语和汉藏语可能还会变成“亲戚”。其他不说,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鲜卑语的“祁连”( 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更用中国史料证明匈奴语和阿尔泰语互不相容的几项特征,因此提出匈奴语甚至不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可能与叶尼塞区域的几种语言有关。
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俄国的语言学者近年来作了不少比较研究,初步表明叶尼塞区域和高加索区域的语言和汉藏语系有某种亲属关系。所以到头来匈奴语和汉藏语可能还会变成“亲戚”。其他不说,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鲜卑语的“祁连”(义为“天”——祁连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汉语的“天”或“昊天”同源。
从人种上讲,匈奴的成分也很复杂,决不能以“蒙古人”概之。例如外蒙古发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发现匈奴人像,其眼睛被绣成蓝色。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羯族曾是匈奴的一部,在西晋灭亡后建立后赵。当冉闵灭后赵时,史载“高鼻多须者”被滥杀。被认为是匈奴汉主(高祖光文皇帝)刘渊“苗裔”的稽胡到隋唐时还被谚语说成是“胡头汉舌”。现代学者公认匈奴部落联盟中肯定包括许多高加索白种人。至于匈奴帝国的“领导部族”究竟属于什么人种,至今还是一个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