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中国”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独行的“红色”大国；后来，“中国”这个词混杂了“廉价产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后来，“中国”又与“利益攸关者”、“G2”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国观”，经过了怎样的60年流变？
我们采访了几代海外中国人——世界对中国的观点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冷暖自知。
我们也考察了几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评断——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总在纠结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热爱北京烤鸭。
我们还梳理了60年来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中国”前的定语，从“红色的”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的”，而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是“乐观的”。
对中国的称呼，在西方记者笔下，60年来不断变换着颜色：比如“红色”、“蓝蚂蚁”，还有盛行百年并不时流行的“黄祸”，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国庆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2月1日，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来自广东的演员在2米高的梅花桩上表演舞狮。 图/CFP
“蓝蚂蚁”
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
1956年底，第一个到“红色中国”的北美记者、美联社的兰卡什尔在游历8000公里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预见性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写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事实上，之前一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已经在报道中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吉兰的观点显然在西方更有市场，“蓝蚂蚁”成为此后中国二十多年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美国，自1949年起，媒体不断制造的话题是“红色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但是，当真正的三年大饥荒发生时，西方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极少数有幸获得中国签证的西方记者。
1949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原则之一，原先驻中国的西方媒体记者纷纷撤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
因为与周恩来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记者漆德卫成为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一个常驻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外国记者。“那时候，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小孩子叫我苏联叔叔，而我总是要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们，我是英国人。”他说。
这个西方记者的写作显然与众不同。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漆德卫写过《第一百零一朵花》，评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事件。当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岁作家王蒙后来追忆：“漆德卫的题目起得很巧也很损，意为你要搞百花齐放，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许的百朵之内。”
1956年6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大学教育，而漆德卫则注意到，宿舍墙上更大的口号“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劳改。漆德卫已经意识到反右的危险，而他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却依然“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与“另一个世界”
“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
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纵欲放荡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
当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时，那里交通拥挤的情况可比纽约，但1955年他再访上海，觉得“小汽车的绝迹表示中国在新政权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写道，“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绝。”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广告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没有色情和酒鬼。罗伯特·吉兰一个月后到香港，才能衡量两个世界的巨大区别：一边对于性极度持重，另一边则任由色情泛滥。
“在这一经过共产主义消毒的城市中，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罗伯特·吉兰写道。
不止浪漫的法国人如此，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到达的大批美国记者们，似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事实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说。
那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约翰·罗德里克报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轰动世界。他说，“尼克松将看到的中国，贫穷，但有志气；纯洁，但无产阶级化；它满怀豪迈的民族感情。”
在罗德里克眼中，红色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竟把七亿多中国人养活了”，而另一个巨大成就是，“街道洁净如洗，苍蝇几乎绝迹，没有污泥、垃圾、纸碎，连人的本身也显然干净整洁。”他认为，尼克松可能请教周恩来如何解决吸毒问题。
罗德里惊讶于1971年的中国人能达到的罕见的一致。“每一个人都似一部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发挥着人们看不见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机器顺利地运转。”
“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的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说。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连载。他试图说服读者，以下发现并非意识形态因素，而完全是“中国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中国人吃得很好；农田耕作得很细；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资是低的，但是物价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惊人，以及平等的社会保障。《华尔街日报》记者也看到“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境界。《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认为，中国最明显的特征是朝气。“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外国人还参观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拔·基特利写道，“在山西省，只有0.7%的党员由于腐化、蜕变，而被清除或劝退——很难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整肃。”
就连“蓝蚂蚁”也有了另一番解释。《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比较，他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学者周宁发现，正是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当时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的1950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
“批判”与“新开端”
“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时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迅速增多，他们几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经结束。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中国的美好神话突然破灭。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坛。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学者周宁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
西方人怀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三个曾赞美过“文革”的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加以批判，“成千上万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它组织人民的工作，它为员工分房，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文革”之后，外国记者们回来了——这次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对中国友好的西方记者。1983年，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包括一个个“单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位摄影师在珠江边，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后来成为《时代》周刊的驻京摄影记者。“中国人把一个巨大的包袱放下来。”他说。在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冰的学生展开双臂，从毛主席像身边掠过，把它甩到身后。“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两张照片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改变。
当记者们被一辆代表国宾待遇的丰田车拉到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中国官员说，那里将建立起吸收外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在开玩笑。”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刘美远曾回忆说。但短短几年，封闭了30年的中国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震惊了世界。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崛起”与“进步”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
1993年，纪思道在自己的专栏中提出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观点，而引发西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他的一个经典观点是，“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 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国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职。“当时无论什么媒体，均对其它话题不感兴趣，几乎唯一的新闻就是人权。”
有10架次大陆航班被劫持到台湾，而《纽约时报》报道中，劫机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3100多境外记者最关注的，不是妇女们的发言，而是场外几个“藏独”抗议者的活动。
1999年，北京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而许多西方媒体却联想到清末义和团民围攻使馆事件：“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看来，当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才算实质性解除，而“中国故事”基调也开始转变。
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嘲讽的语气报道：“这个国家将要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庆典’”。但是，时任《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潘公凯感觉到，中国已经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并朝着改变的道路前进了。他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前言中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欢呼雀跃，与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学汉语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新千年似乎是个好兆头。“在达沃斯，中国是一个奇迹。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明星。”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2005 年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计划部门、外贸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几位技术专家专程从北京赶往该论坛，他们讲了许多套话，发布了一系列枯燥无味、却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
2004年，即将访问英国的温家宝总理接受路透社专访。“回来之后我先发了一条只有50个单词的快讯，大意是‘温家宝说中国要加强宏观调控’，结果全球的股市、期货、石油市场全面下跌，以前中国领导人讲过很多次宏观调控，但是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林洸耀说，中国总理则开玩笑说，这是“温氏效应”。
不管如何，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现实。而当下，最热门的议题已经不是G8问题，而是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2005年，几乎所有欧美最知名的媒体纷赴中国，做专题报道，掀起“中国热”。
在美国，代表中国的，不再是毛或是邓，而是2米26的篮球明星姚明。他给美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人并不都是矮个子。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小巨人”，看作“正在崛起的、令人不安的新中国的象征”。
西方媒体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人特别是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身上。纪思道以《地震和希望》为题，描写了普通中国人（而不只是政府）正前往四川灾区救灾，富豪和农民、儿童都伸出援手。“那种由下而上的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标志，而非臣民的标志。”
无论“威胁论者”，还是“崩溃论者”，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内部问题的追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潘文可能是最勤快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他一直在提醒，中国众多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矛盾可能一触即发。
不过海斯勒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当他们不再乐观时，中国恐怕会出现真正严重的政治危机，但那一天不会在短期内到来。“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文章部分材料参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教授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特此感谢）
新中国的“温度”
2008年4月7日，巴黎的上千名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保护北京奥运圣火。这场全球行动，很大程度上令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
那些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现在的国籍是哪里，无论他们从事着何种职业，无论他们身处哪个大洲，他们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黄皮肤感受着独特的温度。
事实上，他们感受到的温度，就是世界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温度。
1949-1979：“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外交官就是鸭子，对国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吴建民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后来的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申请赴法签证时被拒签了。
甚至，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塞内加尔参加“西非学生总会代表大会”时，也被扣留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长达48小时，最后被遣返。
“他们认为我们是来煽动造反的，是危险分子。”吴建民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新中国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遇。直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终于开始敞开面对“中国”这两个字。
胜利的喜悦提前了一年——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和毛泽东会面时原本“乐观”估计，要到1972年的27届联大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匆忙组建，在一个月内就飞往纽约。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妙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抵达纽约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但你们看起来都很善良。”
“那时的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孔子，有古董，饮食不错，有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女人缠小脚、男人穿马褂上。”吴妙发说，“但他们还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文化大革命让父子成仇、教授自杀。”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批“美帝”，更批“苏修”，演讲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时，人们总要向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亲切问候，“嗨，在纽约过得还愉快吗？”
那几年，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不过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日趋冰冻。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李同成对本报记者说，1975年他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使馆曾经试图组织一场宴会，向那些为使馆服务的“工人阶级朋友们”表示感谢，包括暖气工、水电工等等。
使馆准备了六十多人的丰盛食物，但最终，已经接受请柬的客人们无一前来，原因是他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
“其实我们私下还是挺友好的，不谈政治。”李同成说，“当然，也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们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胡来。”
1971年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64个，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建交的国家数达到了119个。
1979-1997：“和国家一起成长”
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多年的他，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说。
新东方教育集团副总裁周成刚，1995年刚到澳大利亚留学。有一天他在公园里坐着，一个当地人从身边走过，踢了他两脚。“倒是踢得也不重。”尽管这两脚让周成刚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没有办法”，“可能是这地方不能坐，咱们触犯了人家的规矩吧。”
某种程度上，当世界接纳了开放的中国后，隐约而至的“冲突”，必然将取代初见时的热情招呼。
“去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生存能力强，不可避免要抢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抬高当地房价，甚至逃税、打黑工，难免让当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时候去租房，房东都不给中国人租！因为中国人天天烧菜，会把油烟机熏坏。”周成刚对本报记者说。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中国建设现代化持怀疑态度。”吴建民说，“1989年后，苏东剧变，原先由于共同应付苏联而搁置的误解和偏见就大大爆发了，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称中国改革完蛋了。”
199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学生任贝贝的经历，或许能成为“偏见”的注脚。“我的英语老师竟然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在中国吃不饱饭。”她说，“还有历史老师，他看了我带来的春晚录像带，居然问我说，中国的男人不是应该穿马褂的吗？”
一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婶婶时，婶婶居然上街买肯德基招待他们，而且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平时都不吃，就是因为你们来了……”
“她总觉得肯定比我们生活得强，听说中国有什么了都挺吃惊。”这位留学生说。
十几年后，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对本报记者说。
很多时候，这种成长意味着忍受偏见，但更多的时候，成长着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实力的认知。而正是这种“成长”的感觉，促使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选择了回到中国。
任贝贝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她依然辞去了在纽约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担任著名节目《摩天轮》的主持人。她记得2006年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国长大、只有10岁的表妹在听完《二泉映月》后拉着任贝贝大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啊！”
1997-2009：“我们更自信了”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巴黎的留学生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
1965年，吴建民大使初到刚果（布），参加反殖民主义纪念会，一下飞机就被刚果青年包围，他们高唱“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令吴大使深深感动。
而如今，旅加作家、前非洲商务工作者陶短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非洲人已经知道“东莞”；他们甚至能区分出一件衣服是中国北方的货还是南方的货，并以此砍价。
刘翔熙生于1982年，他的爷爷曾经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二等功，而2000年移居美国的刘翔熙在2005年成为一名到巴格达执行任务的美军士兵。“父亲那一代人的不满还是很多的，经历过很多斗争、改造，耽误了青春。”刘翔熙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我们是80后，物质生活丰富，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大家对中国是有认同的。”
所以刘翔熙就认同着汉语，他不接受父亲给他取的英文名，坚持用汉语拼音“Xiangxi”。
尽管有一次在一户华人家庭刘翔熙讲中文逗婴儿玩时，婴儿的妈妈竟然觉得他“‘污染’了婴儿学习纯正美语的环境”，但是，如今美国的中学里已经有中文课可以选修了，而仅仅4年前，美国中学的外语主要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学法语像是一种“品味”，而学西班牙语是因为美国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现在，美国人知道姚明、章子怡、郎朗，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任贝贝说。
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压下中国屹立不倒，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也由此开始一个关键的转折。而“中国制造”伴随着“中国威胁”，令海外中国人的感受也渐渐复杂起来。
3月16日，纽约时报广场南端的8块大屏幕播放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将京剧艺术近距离呈现在纽约市民面前。 本报资料图
2008年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时的遭遇，让很多海外的中国人都坐不住了，包括芝加哥大学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刘旸。4月9日，她与几个同学特地来到旧金山，为奥运火炬的传递加油助威。
刘旸认为美国人也会“将心比心”。实验室的美国同学告诉她，感觉现在身边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以前有人形容的那种“激进的”、“对中国政府不满的”，或者“整天只是待在中国城的”中国人了。“他们信任我，也不会只完全相信媒体上的东西。”刘旸说。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星红旗与“雪山狮子旗”狠狠地冲撞并纠结在一起的样子。那天，面向马路，刘旸紧紧攥着国旗，站在两个藏独支持者中间回答他们的质问，关于人权、宗教、民主和自由。“我们争辩，我们因为看到美国人和藏独分子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看我们也似乎同样如此。”
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沈祺，于是也在“战斗在法国”论坛上成立了集会筹备委员会，准备抗议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沈祺2004年来到法国。此前，沈祺认为自己在法国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一面打工，一面还在班上拿了好几门功课的第一名，“比法国人都牛”。但去年3月的事情让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10人左右的“筹委会”高效运转起来。“有的人负责和警察不断交涉；有的人负责收集资料反驳对于西藏、奥运的不公正报道；有人负责联络华人华侨界；有的人负责召集留学生；还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媒体联络，他们熬夜写通稿，用法语、英语，给法新社、美联社、《费加罗报》、《解放报》、《世界报》……”
最终，在4月15日，巴黎有近万人进行了集会，他们反对藏独、支持奥运、反对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形成巨大的影响。
沈祺也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身边的法国人，他每天晚饭时都与法国的房东夫妇讨论中国的政治和民主、西藏等问题。在萨科奇接见达赖之后，房东居然会主动跟他说：“亲爱的沈祺，我们为我们的总统感到羞耻，我们必须诚挚地向你道歉……”
通过工作的关系，沈祺还与曾经导演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著名导演Peter Sellers相识。在了解了沈祺现在所做的事之后，Sellers感慨地说，“中国人真的变了。”“是的，我们更自信了。”沈祺说。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国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
美国总统眼中的中国
1974 年，时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意识到了中国的复杂性。他在给子女，也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小布什的信中说：“这是一块充满矛盾的土地。社会封闭，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真正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从‘路有冻死骨’的旧时代进步了很多。”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满街的行人都穿着或深或浅的蓝色中山装，骑着自行车来往穿梭。
去年，前一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坐在“鸟巢”里，手里晃着小旗，与各国政要们一起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会场之外，“中国人的老朋友”老布什还兴奋地跑去秀水街，为中国的民族工艺捧场。
但对于国际政治的真实逻辑而言，那又只算是表面功夫。自“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诞生，各任总统就一直在为中国的崛起而操心。他们认为，中国实力的上升一定会打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海军的战略转型，也会使美国的利益受损。
在西方国家眼中，和政体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总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中美建交已经30年了，却还需要继续“增加互信”。
不过，中国人是越来越有自信了。对于那些用“中国问题”大做文章的美国政客，北京街头带着红袖章的大妈们也会这样告诉你：哦，那不过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需要，看看克林顿和小布什吧，上台前后对中国的态度相距是多么遥远。
直到今天，在选前的政见辩论会上，白宫的总统候选人还常常被问到：你如何看待中国？
尼克松：“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尼克松在北京郊区本报资料图
老布什不是最早发现中国价值的人。1967年，尼克松就撰文说：“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下生活。”
1971年，当尼克松的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他就敏锐的感觉到，“他们（中国领导人）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那时，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战略。尼克松希望以三角外交遏制苏联。他的外交政策，总是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尽管在当时，这一观点还常被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
1972年，尼克松访华，此行被称为“破冰之旅”。在他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现实主义者。
两年后，他就因“水门事件”下台了。新总统福特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老布什指了两条路：驻英大使，或是，驻法大使。但老布什的想法却是：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中美间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福特为烟斗填满烟丝后抬起头，惊诧地问。
“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老布什断定，“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9月，老布什和夫人巴巴拉动身赴任，他们家的新成员小狗费雷德也一起同行。费雷德让老布什第一次领悟到，这个新职务将会遇到些文化冲击。1949年后，中国为了防止疾病传播曾展开灭狗运动，因此狗在当时已经非常稀少。当他们带着费雷德在北京街头散步时，有中国人叫道：“猫！”很快，老布什就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儿。“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老布什在自传中写道。
“偶尔，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这对刚到中国、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
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尚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指示，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都在飘忽不定中发展。直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才使将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
里根：“中国已经越来越转向自由市场”
1974年那一次，老布什在北京待了13个月，就回国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去了。在这短暂的13个月中，老布什没有建树，只留下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外长乔冠华和蔼而直率，他的夫人章含之漂亮、迷人，留一头西方式发型。邓小平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他总是不停地吸烟和喝茶。毛泽东握手有力，带有些草根气质。
不过，这13个月的经历已成为日后美中关系的伏笔。至少邓小平还对他保证说，中国将永远欢迎你，“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1980年美国大选，里根上台。里根喜欢用一些基本观念管理外交，比如：姑息危险、共产主义邪恶、美国伟大，等等。在意识形态上，他要比别人狂热一些。他曾有一个梦想：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他还要邀请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
里根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1982年以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做了较大的调整，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政策。美方也基于同样的考虑，确认“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或“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8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打破了两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僵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里根把自己的中国观，部分写进了日记中。
1984年：【4月26日周四】下午2:05我们抵达首都机场。奏国歌，然后是21响礼炮——这是第一次给予一位美国总统。然后我们检阅了部队，并受到至少百位盛装儿童的欢迎。
【4月28日周六】另一个早餐会，今天是头彩日——我和邓小平主席会面。南希在非正式开场的时候陪着我，幽默的邓小平邀请她下次不带着我来中国访问。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着实猛烈攻击了我们的中东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裁军的失败。他碰到敏感之处了——该我谈的时候我用事实和数据纠正了他，我没开玩笑。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热情起来，虽然他也提了台湾（这次惟一提到这个话题的领导人）。我告诉他解决台湾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但需要和平解决。我们结束会谈，共进午餐（他主持），原来以为是工作餐，结果最后变成一场愉快的社交活动。
午餐后，我带上南希出发去长城。一路上，我们都向排在街旁看我们的群众招手致意，虽然我们没去成农村，但群众依然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
虽然在照片和电影看过，但亲身目睹长城，依然相当壮观。站在那里看长城两头消失在群山之间，那种心情此刻我无法言表。
到了1986年，里根意识到，“中国已经越来越转向自由市场”。这会让美国人安心。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点，市场经济将促进培育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促进表达的自由。而民主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低，这符合美国人的逻辑。
老布什：“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
2008奥运期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北京秀水街购物本报资料图
1985年10月，作为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又到中国，这是1975年以来他第四次访华。
老布什在四川大学发表了演说，称中美关系已经具有持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并且是强有力的。10年之前，当他第一次到中国时，他还常常怀疑中国是否会真正能够实现现代化。但现在，那些1970年代穿着毛式上装的政府官员，已改穿了三件式的西装。官员们也不坐“红旗”车，而是改坐“奔驰”了。
现在，邓小平谈到台湾的口气不同以前了。“他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经济和军事体制，还谈到了‘一国两制’。”老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可是有些事情则没有变化，我想永远也不会变了。邓一天仍抽好几包烟。在我们谈话的1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
同10年前相比，情况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当时，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才30个人。现在美国大使馆有300人。
1988年，老布什赢得了美国大选。那时，中美贸易额已达78.58亿美元，是建交时的8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
这年圣诞节前夕，老布什一家，祖孙三代十八人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的官邸做客。这是一种特别友好的表示，引得其他国家外交官颇为羡妒。
小布什很喜欢中国菜，他像他父亲一样用小饼卷烤鸭和大葱，一口气吃5卷烤鸭。
而老布什作为一只外交强、内政弱的跛脚鸭，喜欢给外国总统和总理们打电话，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中国，也是他几乎遍及全球的外交政策之一部分。
1989年10月，老布什在访华期间，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第一位在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他在讲话中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
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美关系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被美国国内压力所迫的老布什，也深感无能为力。不过，老布什依然坚持说，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再次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
那时，美国国内的各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老布什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太快了。
11月，柏林墙，冷战的象征，倒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看到德国青年扒倒柏林墙，并把厚重的砖块带回家留作纪念。他为他们喝彩。
克林顿：“在新世纪，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批评了老布什的中国政策。当他上台后，他发布行政命令说，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他和大多数美国总统一样，喜欢“扩大民主”这一概念：“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
他同时感到，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为敏感。中国的领导人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他们会尽力处理所有这些变化。
不过，总体上，克林顿保持着和中国的积极接触。他的希望是，贸易和接触将推动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
1997年10月，江泽民首次访美。那时，克林顿也已做了五年总统。江泽民的政治技巧、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以及加速的经济增长，都给克林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一晚，克林顿上床睡觉时想，在新世纪，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来年的春夏之交，克林顿开始了“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我期待着这次旅行。”克林顿说。他是1989年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我与江泽民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他。他很有魅力、风趣，有极强的自豪感，但总是乐意倾听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让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尽可能快地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克林顿在回忆录里写道。
这次中国之行，克林顿记住了漓江、兵马俑，以及上海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的起重机。
时间进入到2000年，小布什选举获胜，替代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他和他的父亲老布什，被合称为“布什家族”。
小布什上台初始，并没有把中国放在心上。这一度让中国产生被“边缘化”的担忧。
5月15日，白宫派遣助理国务卿来到中国，以解释小布什之前有关导弹防御计划的讲话。但是，在执行类似使命的时候，美国向韩国和日本派出了副国务卿，向欧盟和俄罗斯派出了副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2号人物。即便是印度，也是副国务卿亲往。
显然，中国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在美国当时的安全战略更新的有关设想中，中国成了需要防范的对象。
“9·11”事件将这些都改变了，美国需要中国对反恐的配合。中国迎来和布什家族的第二个蜜月期。
不过，今年小布什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还是没忘了说：“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依靠国外自由的扩展。如果美国不领导自由事业，那么自由事业就将无所适从。”这是在大国的实力博弈之外，美国总统们的心病。
现在，中国已和世界相互紧紧绑在了一起。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意识到，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时，美国的证券市场也大幅度下跌。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旦经济衰退必将干扰美国的贸易平衡。而全球的经济稳定早已成为美国官员最优先的考虑。
今年，奥巴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至今为止，他对中国的谨慎而克制的务实态度，已人所共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