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文章)－20世纪90年代，时任瑞典首相的卡尔·比尔特曾这样鼓励瑞典人：我们应该向中国移民学习。他们最初都是赤手空拳来到瑞典，用不了几年就有了自己的餐馆或店铺。他们勇于创业，而不是躺在政府的救济金上。
康有为是瑞典华人的骄傲
的确，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瑞典的华人也以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著称。这些人刚来瑞典时一文不名，但几年后，他们就能买房子、买车，自己开公司了。然而，在他们高强度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后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
据考证，1786年，一个名叫阿福的广东船员成了第一个来到瑞典的华人。他这样描述瑞典：“人很少，但很好。”第二个来瑞典的华人也是一名船员，叫谢清高。而第三个到瑞典的华人就是康有为。他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周游欧洲，一度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觉得瑞典社会非常稳定，不像中国每次革命运动后都要杀头。据说，瑞典现在还有一个小岛属于康氏家族所有。这里的华人至今仍以康氏也曾是其中的一分子而骄傲。
目前，大约有2.5万华人移民生活在瑞典，其中越南华人占50％，中国大陆移民占40％。在这40％的大陆移民中，又有半数来自中国浙江的青田地区。
一个人带来一村人
每次说到青田人，总让我想起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室外活动的时候，都牵着一根绳，前面的走，后面的闭着眼睛就可以一个一个地跟着。青田人也是这样，他们来瑞典时也没有放下这根“绳子”。
青田人来瑞典有两种途径，一部分人通过跑船到法国、德国做生意，然后再移民瑞典；另一部分人是穿越西伯利亚走过来的。那时的西伯利亚没有铁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卖中国的丝绸，还有青田石雕。然后，就这样一路走进了瑞典。2001年去世的青田移民朱耀进，就是1939年从德国来到瑞典的。他先是出售手工艺品，不久就创立了第一家青田人的中餐馆“中国楼”。从此以后，青田人便在瑞典扎下了根。
在瑞典，政府有明文规定，移民每开一个小型企业，就可以根据规模、投资多少从家乡雇用若干名自己的同胞。因此，只要有一个青田人出来了，他们便会带来一村子的青田人。在餐馆打工的小张直言不讳地说：“我没什么文化，凭着假结婚来到瑞典，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法还清出国时借的债务，但出来我一个就好办多了。”
在瑞典，青田人以他们开的餐馆而知名。仅在斯德哥尔摩，就有30多家中餐馆是青田人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瑞典的中餐馆还是由来自香港、台湾的华人主导，他们的铺面很大，装潢也比较讲究。但随着中国内地移民，尤其是青田、温州人的不断涌入，他们先是成了在餐馆打工的主要劳动力，然后再逐渐地接手管理，进而全面买断。青田人接手餐馆后，由于肯吃苦，所以馆子越开越大，规模甚至超过了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开的餐馆。
青田人将自己封闭起来
目前，青田人在瑞典华人中所占的比例已远远超过了青田在中国地图上所占面积的比例。青田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方言，而每一个青田人又有很强的宗亲观念，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但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进入瑞典，其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赚钱养家。
小朱来瑞典10多年了，刚开始因为不懂当地语言，几年来他一直在中餐馆的厨房里打杂。中餐馆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从上午9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10点打烊，每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等一切都收拾妥当时已11点多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和一群同乡摆开“麻雀大战”，直到凌晨方休。因为他们吃住玩都在餐馆里，所以老板说开工就工作，一收工就开赌。就这样，夜以继日，直到现在，小朱连瑞典的风景名胜都没去过，也从未到瑞典的电影院看过电影。但小朱说，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学会了一些瑞典语，他不用再像以前一样窝在后厨拼命干活了。现在，小朱偶尔也到前面招待一下客人，至少他见到了高鼻子的瑞典人长的什么样。
来自青田的吴老板告诉我，青田有50万人口，在海外的就有30万—40万人。剩下那些留守的青田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国外亲属往家寄钱。去年，一位在瑞典餐馆打工的青田老人回国时，在机场被扣了下来，因为他带了80万瑞典克朗的现金。
在采访中，当我和一些餐馆老板提起中国时，他们都说很想回去，可为了孩子，他们不得不留在这里干活。对孩子来说，瑞典是天堂，但这些中国人的孩子在进入这里的教育体系后，变得很难再与国内接轨了，很多青田人的小孩除了会一点青田方言外，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香蕉”——黄皮白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