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字伯温，明代青田县（今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大明第一谋臣，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刘伯温曾在元末担任过县丞等职，五十岁后成为朱元璋的谋臣，与朱元璋一起带兵作战，出谋划策，取得龙湾之战、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等战役胜利。他们消灭了陈友谅，为朱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来，刘伯温相继出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并首任考试官。任职期间，他为明朝制定了系列典章制度，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参与《大明律》的草创、奏立军卫法，加强军队制度建设；复兴科举，辅弼明王朝人才培养和选拔等，被誉为“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与其他谋臣不同，刘伯温既辅佐了朱元璋完成“一统江山”大业，还助其制定一系列制度以“开国立政”，搭建了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此后才逐渐退隐。刘伯温不是不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但他曾说“是故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从当时的处境看，刘伯温谋高震主，危机四伏，但其拒绝高封，逐渐化险为夷全身而退。而后朱元璋以两种方式表彰其功劳：一是为其家乡青田县减轻赋税，二是上三代封为永嘉郡公、永嘉郡夫人，受封永嘉郡祠，从而刘氏彭城郡里诞生出一支脉——刘氏永嘉郡。
除了对明朝的贡献，刘伯温的智慧还体现在那个戴着镣铐跳舞的环境中，尽其所能发挥才智，还能保全自己，全身而退。朱元璋曾赞许他“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即使在刘伯温离世后，原本不世袭的“诚意伯”爵位，朱元璋也授其子孙可世袭，俸银从两百四十石提升到五百石。朱棣夺位后，刘伯温的第二个儿子刘璟不愿归从，认为其为篡位。刘璟在牢里自杀后被送还故里埋葬，并未累及族人。刘家由此繁衍开来，其家族至今有六万多人，大多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地区。
刘伯温是一位通“天地人”的全才式人物，他的思想承接先秦文化之传统，融会百家，并开明三百年风气，而他经世治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郁离子》中，并著有《诚意伯文集》20卷。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评论道：“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述言论及其家族家训家谱中来解读刘伯温的治家之道。据现有记载，所见最早关于刘氏家谱的资料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所撰《明高帝赠诚意伯谱序》。自那以后，刘氏家族的续修、增修从未中断。在历次修撰中，刘氏后人都会将其家训、族规载之于谱，作为对后代子孙的训诫以及家族日常管理、个人行为规范的准则。
中国文化向来“家国同构”，治国之道与治家之道是相通的。家、家族、国家，从组织结构看皆以宗法体系为统领；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看，则都是以“修身”为根本，目的都在于化民、成人、为善。综合多方面材料，由此我们来解读刘伯温的治家之道。
蒙学养正
择业察性
诚意成己
治家之道的根基在于“修身”。所谓“修身则成己”，成己不单单指道德规范的修养，还指向成就自身天性的成长。我认为，这个“天性”指的是《易经》里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里的“天命”，与《中庸》所记载“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的“天命”异曲同工。刘伯温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思想中多次强调尊重天性，尊重人性和物性。《郁离子·灵丘丈人》《郁离子·天地之盗》里用蜜蜂和粱稻等动植物的习性做比喻，来说明顺应天性才能取得丰收。
从元末到明初，刘伯温先后担任过县丞、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四次为官，三次主动辞职，一次被羁管，皆因难以顺应其为民秉公谋事，尊重天理的价值取向。四十八岁时，彻底看清元朝社会矛盾激化，无法施展抱负，与元朝政府决裂。
刘伯温一生经历“四落五起”而后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年近半百之际，他明确自身定位要成为一位谋臣，《郁离子》记载“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表明了刘伯温对自我价值的正确判断。
“尊重天性，修身成己”的人生理念，同样体现在其族谱家风家训中，其家训提倡“蒙业当豫，蒙学养正”。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的《彭城刘氏宗谱》记载，“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故有胎教而生文王，三迁而成孟子，凡吾子弟，稍能知觉，为父兄者豫为择师傅，严交游，以豫养之，纵不能如古之圣贤亦庶乎无匪僻之虞矣”。这里一方面体现刘伯温重视蒙学，重视启蒙教育对人养成良好品质的重要作用，蒙以养正指的是“蒙学”要开启孩子的天性，才是养正之功夫。
刘氏家训中还提到“择业察性”的理念。《彭城刘氏宗谱》记载，“宗人子弟六岁以上即宜就学，至十五岁以上察其质性，近上者俾终儒业，难成者，即令力农或工或贾，各执一艺”。根据个人资质和天性，有些人可以从事儒学研究，而没有这方面天性的人，即应根据自身特点，从事农业、工业或商业，各得一技，既可以谋生，也可以安心立命。刘伯温尊重天性的理念，虽然几经百年演绎，仍然还是清晰可见。
如何“开启天性，修身成己”？事实上，刘伯温已经开出了药方——成己见性。古代有道家读经养气的记载，也有儒家“诚则明，明则诚”的说法。《中庸》中记载：“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认为，刘伯温比较倾向遵循“诚则明”的取向。明什么，明白“道”，明白自己天性和天命。“诚”则是联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是完成“天人合一”的关键。刘伯温的一生就是践行“诚”哲学的典范，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无法改变其使命——立足民生、谋求救时之政，这也是其死后被封“诚意伯”的原因。在我看来，完成“成己见性”的目标，还有一个通用的工具——易学。刘伯温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除了在易学理论上的较高造诣，在实践中刘伯温也曾广泛运用这一学说，将易学精髓运用在明皇城南京城的勘定和规划上。因此，我认为，易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就是帮助人悟道见天性，明白自己的天命所系。
和家睦邻
仁爱兼济
孝友当行
成己身修而后家齐。从齐家之“齐”本意看，，“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从二者，像地有高下也，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齐家，把各种不同个性，因各种因缘的人聚在一起。如同禾麦之成长，虽天资秉性不同，却又能人人自在长成和谐共处，谓之“齐家”。修身之所以是齐家的根本，是因为个体都能成己了，那么，家自然就“齐”了。但是，现实中可能存在名权利色等诸多诱惑，出现“天性蒙尘”的情况。故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长此以往“道”“德”很容易被现实淹没了。
家以和为贵，“和”有别于“同”，强调异质相济相协，从而使事物生生不息。《管子·内业》曰：“和乃生，不和不生”。《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我看来，“和”才能充满生机的说法，源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念，也就是说源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阴阳和合万物化生原理，而泛化为万物“和乃生”，家便也遵循这一宇宙法则，家和才能万事兴。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地万物之间以及社会、人群之间应达到和谐状态，认为和谐是一种需要经过异质激荡甚至冲击过程，然后才会达到融会贯通。但和谐绝对不等同于“同”，要达到和谐，则是要顺物顺人之性。在社会构筑过程中，儒家更强调选举贤能之人，用伦理、礼制、王道、仁政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目的。
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养德为先，遵道而行，尊重和成就每个人的天性。在《郁离子·鲁班》记载刘伯温的观点，“德生力，力生于德……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意思是说家族、家庭都能尊重每个人天性成长，并且能够形成合力的话，这个家庭怎么会不兴旺呢？刘氏家训里也很大程度上体现这一理念，比如慎言、惩忿、窒欲便是修道养德的方法。
刘伯温主张无论对待族人、奴仆、邻里皆不以冲突为上，必须善待并保持以和为贵的交往方式。家训中对待婢仆的要求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饥寒不失其养，役使不求其备”。从中看出刘伯温提倡尊重人格的理念。事实上，刘伯温还写过一篇文章，否定女子“七出”中存在的不合理性。他写道：“恶疾之与无子，岂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妇，人伦之一也，妇以夫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弃之，岂天理哉”，休弃不能生育或患重病的妻子不符合天理，体现其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遵道而行应用到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应尊重妇女。《易经》记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乾卦，代表天，代表男人；坤卦，代表地，代表女人，两者只是代表不同的位置和指向，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而“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中“卑”字用甲骨文书写也只是一只手托着“甲”字，指的是地位处下方，但绝不是卑贱之意。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曰“友”，仁爱兼济则是成己爱人，自然也属于善父母善兄弟的范畴。孝友当行的提倡，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以人伦和礼仪来规范人们所谓道德行为的社会氛围所提倡的；另一方面“尽孝道”也是连接自己血脉之根的途径。从历史的长河看，一个家族就好比一棵大树，每个人都是这棵树上一枝一叶，“尽孝道”将让自己与家族的血脉相连。“尽孝事亲”有四大层次：一是衣食无忧，二是顺心承欢，三是养志立身、光大门楣，四是点化心境、离苦得乐。在我看来，其中核心应是养志立身。刘伯温在《养志斋记》开篇曾写道：“事亲莫大于养志，孟子之言至矣”，“人知爱其身不爱其亲为不孝，而不知爱其亲不爱其身亦为不孝”。由此可见，刘伯温的孝道观也是遵循天道的写照。
行教化
立规制
理家业
社会要遵道而行，养德为先，还要行教化立规制。这一思想同样适合用于治家之道。家族要和谐兴旺也应走此之道。
刘伯温在元朝当过儒学副提举，在明朝为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复兴科举，向来非常重视教化工作。他认为“教，政之本也”，治理国家教化应为先，教化工作不单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对地方长官的考核内容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教化工作做得怎么样。
刘伯温主张大力兴办学校和社会义学，在元朝写过很多提倡私塾的文章；在明洪武年间，他几乎每到一处就兴办学校。即便是着手刑法法制建设时，刘伯温都坚持把教化放在首位“以政弼教”，“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刘伯温追求务实教育、经世致用，他重视教化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其家训里，他认为建家规修家谱本身也是行教的表现。
除此之外，刘伯温行教化思想并未停留于此，因为他看到人的善根性有可引导的一面，也看到了人的欲望可能导致不善的一面。他曾指出，造化造就了人的欲望，所谓的“气”动和“情”发是受“人欲”所牵制的。“气者，道之毒药也；情者，性之锋刃也。知其为毒药、锋刃而凭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呜呼！天与人神灵者也，而皆不能不为欲所使，使气与情得以逞其能，而性与道反随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几乎穷矣”。
刘伯温深知不同的人对欲望的认识不同，个人素质千差万别，因此要制定法度、制度进行管束，从而提出了构建社会良性运行的总体构架：“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这一社会构架设想自然也适用于家族建设，当然家族、族规体制不同于政刑，家族建设需要更多讲仁爱，然后修身成己、仁爱兼济、立教化外。然而，制定家族规制加以管理也存在必要性，对顽劣子弟要“警之以威”。
道德为药方，体制规制为法，人才为药。在《郁离子》里，刘伯温用二三十则寓言故事来表达他的人才观。他主张要善于识才、辨才、养才、安才、用才，并且提出了作为智者的人才所应具备的品质和心态。他认为，智者要识时势，不作无谓牺牲，要有识主之能，要明了自身生存环境；智者还要看清人性之恶，不为财或名所困。在家族建设的范畴中，“人才为药”是指家族需要领头羊来统领族人，使他们保持彼此间的和谐合作，又不失其统。《郁离子·琴弦》写道：“夫琴，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大小异能，合而成声。无相夺伦，阴阳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统矣。夫岂瞽师之所能调哉？”弹琴，只有大小弦配合起来才会发出和谐动听的声音，强调“无相夺伦，阴阳乃和”，齐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从刘伯温的治家之道中，还可以了解到“打理家业振兴门户”的重要性。打理家业振兴门户，要立足营生，同时还须承担社会责任，与当下社会融合共处。刘伯温家族家训中明确量入而出，勤俭生财之道；提到“赋役当供”，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自古不免；规定“恤孤寡”“济灾贫”，不趁火打劫，不做损阴德之事，奉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如此全面的家训引导下，家族才能持久兴旺。
蒙业养正、择业察性、诚意成己为治家之根基；仁爱兼济、孝友当行重在成己为仁而后达人爱人，强调顺性而为，以德合群力而生生不息。这些理念正体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是为治家之方；而行教化、立规制当为治家之法；统领有德之人为治家之药，树立“理家业立门户”观念，尽社会责任，是将家族与社会的融合相连的做法，所有这些理念和做法构成了刘伯温的治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