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世纪末，当游牧的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出现的时候，在中欧引起的惊惶之情不亚于四个半世纪之前匈奴人的来到。在这个时候，曾经在欧洲西部推翻罗马帝国、一度使人胆战心惊的游牧野蛮民族都已经定居下来了，皈依了基督教，从事着农耕生活，建起了城堡和修道院。无怪乎当信奉原始宗教、赶着马群和牲畜到处为家、还不时劫掠左近民族的匈牙利人到来时，被周围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视为魔鬼的化身了。
那么，这些匈牙利人究竟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古代史──也就是定居以前的历史，始终是匈牙利历史中争论最多的部分。可以依据的史料并不多，最早的文字记载只能追溯到在今日匈牙利这块土地上定居前后，而且还不是匈牙利人自己写的。在此之前的历史──可能是若干年世纪，也可能是几千年──历史学家们只能求助于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了。
在匈牙利古代史的研究方面，迄今以语言学最有成绩。比较语言学家们在对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找到了匈牙利语的同族语言。如今已肯定，匈牙利语属于芬-乌戈尔语系，与匈牙利人最接近的民族是数千公里之外，分散居住在亚洲鄂毕河畔的汉特人和曼西人。同语系的其他旁支分布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马里、科米、乌德穆尔特和莫尔多瓦诸自治共和国境内，北欧（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世纪末，甚至连一部分匈牙利语言学家也对这种“有鱼腥味的”亲属关系讳莫如深，并且在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的错误学说引导下，援用九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吉里特斯的错误论断，从突厥语族中寻找祖先，仿佛这可以使自己的民族高贵一些似的。这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属于芬-乌戈尔语系的民族发展水平很低，落后于欧洲好几个世纪。当然，如今已经没有芬兰人或匈牙利人坚持要和土耳其拉亲属关系了。
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可以说是弄清楚了。但匈牙利民族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呢？奥匈帝国的皇家科学院院士克勒希·山多尔曾经在中亚和西亚寻找过本民族的摇篮，如今也还有一部分人坚持这一观点，而另外也有人认为芬-乌戈尔民族的发源地应该在乌拉尔山东麓和西西伯利亚。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匈牙利民族最早的起源地“尤格拉”（Yugra）是今天卡马河、别拉雅河与乌拉尔山脉环抱的地带。至少已有足够的科学材料证明，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匈牙利人的祖先确实曾在这一地区与芬-乌戈尔语系的其他民族聚居过。从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以及反映当时生活方式的一些最古老的（与芬-乌戈尔语系其他语言最相近的）匈牙利语词汇──根、浆果、蜂蜜、鱼、网、弓、箭等等──来判断，可以认为匈牙利人的祖先当时以渔猎为生。发掘到的那个时期的墓穴中，女性的陪葬物远较男性的丰富，说明那个时期的匈牙利人过着母系氏族生活。
好像地理学家能够根据地层区分年代一样，语言学家也能够把匈牙利语中的词汇分出“层次”，从大体上说出匈牙利人在历史上和什么民族发生过接触，并从语言中的“外来语”中考察向周围的民族学习到了什么。后来，当匈牙利人的祖先从林区向草原迁移时，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公元纪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学会了游牧放马，匈牙利语中出现了“马”、“鞍”、“缰绳”等词汇。游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结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从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判断，这时期的匈牙利人在河里捕鱼，在住处附近经营小片耕地，种植一些高粱、大麦和小麦。在水果中，他们熟悉苹果、梨、核桃和葡萄。他们把谷物放在两块石片中碾碎，然后做成“面包”（其实是粥），也会用奶制作奶酪和干酪。他们很爱吃羊肉，每逢喜庆节日则吃马肉。
有一种十七世纪源自法国的观点认为，今日的匈牙利人是昔日侵袭欧洲的匈人的后代，而匈人就是从中国北方西迁的北匈奴人。但是在西方史学界，北匈奴后裔是否成为入侵欧洲的匈人尚无定论。这主要是因为缺乏DNA方面的证据。法国和匈牙利遗传学者利用在蒙古国出土的古匈奴贵族遗骸进行Y染色体、线粒体和常染色体DNA分析，结果证明古代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和今日蒙古人为延续世系，但是和在欧洲出土的古匈人贵族遗骸却并没有明显的血缘对应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入侵欧洲的匈人可能确实源自北匈奴部落，但在其穿越欧亚大草原的三个世纪漫长旅程中，不断融入沿途其他民族的血统，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一个由喜欢骑马征战的混合游牧民族，但只是一个民族集团（类似于清朝初年由女真、蒙古、索伦、鄂伦春等民族、甚至包括一部分汉人和朝鲜人共同组成的“满洲共同体”），而非由同一种族构成的族群。由阿提拉大王建立的匈帝国后来遭到原来臣服于匈人的盖庇德人的攻击。阿提拉的后裔向东退至今天的匈牙利一带，然后又退往乌克兰东南部的顿河河口地区，分成了库特利格人和乌提格人两大支系。他们相互攻伐，最后与西突厥人融合，逐渐演变为居住在南俄大草原的保加尔人。一部分保加尔人南下并斯拉夫化，成为今天的保加利亚人；另一部分保加尔人则逐渐演化为今天俄罗斯的楚瓦什人。
游牧生活易于迁徙。随着畜群的日益扩大，需要寻找适当的草地和适于越冬的较为背风的地区。匈牙利民族由此脱离芬-乌戈尔族群，开始了历史上所称的“大迁移”阶段。迁移大概从五世纪的中叶开始，持续了四个世纪以上。匈牙利人从其祖居地“尤格拉”出发，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大匈牙利”（Magna
Hungaria）短暂落足之后，向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草原移动。现在还无法确切地说出其移动的具体路线，但大致沿着亚速海北岸的沼泽地带。根据匈牙利的民间传说，两个英雄──胡诺尔和马扎尔曾在这里抢走了当地国王的两个女儿。
匈牙利民族渡过伏尔加河之后，关于其大迁徙的史料就比较多了。公元八世纪，大部分匈牙利人来到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并定居下来。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这片地区命名为莱维迪亚（Levedia），因此匈牙利人居住在这里的时期被叫做“莱维迪亚时期”。但并不是所有的匈牙利人都到达了最后这一站。有一部分人半途留在、或着中途返回了所谓“伏尔加匈牙利”，即今天俄罗斯的巴什基尔共和国一带。公元1235年，匈牙利神甫尤利安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发源地，曾经前往东方寻找过这些“伏尔加匈牙利人”的后代，但在蒙古西征的“鞑靼之灾”后就无法寻找了。
关于“莱维迪亚时期”的时间长短存在着巨大争议，有人认为只有三年，有的学者却认为长达三个世纪。当时黑海北岸的统治者是由突厥人建立、并以犹太教为国教的卡扎尔帝国（Khazar
Khaganate），匈牙利人是这个强大帝国的臣属。公元850年的时候，突厥语系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被卡扎尔帝国击败，向西侵入莱维迪亚地区，迫使当地的匈牙利人向西迁移，来到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下游之间埃泰克兹地区（Etelkoz），这段时期被叫做埃泰克兹时期。一部分匈牙利人则向南逃跑，翻过高加索山脉，定居在今天的格鲁吉亚地区。他们的后裔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三世纪，之后就消失在民族融合的长河中了。
在长时间的向西迁徙过程中，匈牙利人基本上都在突厥语系各民族管辖的区域内生活，无怪乎波斯和东罗马的文献把匈牙利人叫做突厥人。匈牙利人和突厥人的长期混居不仅造成了血统的混杂，而且在匈牙利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也引起了重大变化。匈牙利语中关于畜牧业的词汇，例如“公牛”、“阉牛”、“牛犊”、“猪”、“羊”、“奶酪”、“干酪”等词汇，都来自于突厥语。这说明在这一时期，游牧已经成为匈牙利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在放牧野性未驯的马群的同时，他们也放牧着一种极能耐劳、躯干小而大角的“匈牙利牛”，粗毛的拉茨卡绵羊和还没有完全驯化的猪。
在埃泰克兹时期，由于畜牧业主要由男性承担，因此男性的地位也逐渐增强，妇女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也变成了财产。匈牙利语中“女婿”一词的原意是“买主”，而达到婚龄的女子在匈文中的原意就是“待卖的姑娘”。此时古匈牙利人的部落-氏族组织开始瓦解，出现了农耕和贸易（匈牙利语中的“集市”和“赶集日”这些词汇就是这一时期从波斯语中传入的），并导致财产上的贫富区别和阶级的出现。最初的贫富区别可能是偶然原因导致的，比如草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冬条件好、瘟疫少等等，有时则是在战争中俘获了奴隶。这样，富裕牧民的劳动力增多，畜群变大，财富和权力使得他们可以进一步把公共牲畜变成自己的财产。从此在匈牙利人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习惯，即氏族和部落的主要职务一般由最富有、最有威望的家族世袭。当时东罗马和波斯文献中“衣锦绣、佩宝刀”的匈牙利人，可能就是指这类人。
根据东罗马和波斯的史料，埃泰克兹时期的匈牙利人占据了很大面积的土地，最多时甚至多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生活在这大片土地上的匈牙利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由两个首领──由卡扎尔帝国可汗任命的最高宗教首领“凯代”或者“君迪”（kende，由于记载这名字的文献用的是阿拉伯文，没有元音字母，因此很难确定正确的读音），以及由各部落自己选举的、掌握实权的政治/军事首领“久拉”（gyula）领导。阿拉伯学者阿赫默德•伊本•鲁斯塔在920年所记载的“突厥人”（即匈牙利人）首领的情况是，“其首领号称肯代，意即君主，然掌权者实为久拉。无论战争或平日，事无巨细，咸由久拉一言决之。”
根据君士坦丁七世皇帝的记载，埃泰克兹时代的匈牙利人共有七个部落，即涅克（Nyek）、麦扎尔（Megyer）、居特焦尔马特（Kurt-Gyarmat）、陶尔扬（Tarjan）、耶诺（Jeno）、凯尔（Ker）和凯西（Keszi）。这七个部落在埃泰克兹成立了部落联盟。其中第二个部落麦扎尔的实力最强，因此这七个部落组成联盟后，逐渐都以“麦扎尔”、“莫扎尔”为自称，最终演变为今日匈牙利民族的自称──“马扎尔”（Magyar）【注】。依据其居住方位，这些匈牙利人分别被称为“白马扎尔人”、“黑马扎尔人”、“红马扎尔人”和“蓝马扎尔人”。这里的蓝、白、红、黑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构成今日匈牙利主体民族的是白马扎尔人和红马扎尔人的后代，因此无论是在王国时期还是在当今的共和国时代，匈牙利都采用红白相间的图案作为其国徽图案的底纹。
【注】匈牙利人的自称是“马扎尔人”（Magyarok）。本文在提到种族学意义上的匈牙利人时，一般将其称为“马扎尔人”；在提到政治意义上的匈牙利人，即匈牙利王国的臣民或匈牙利共和国的公民时，则将其称为“匈牙利人”。这两个名称在一般的情况下可以互相通用，但种族意义上的“马扎尔人”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小的分支，比如居住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塞克勒人（Szekelys，匈文发音实为塞凯伊）、居住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巴克乌附近的桑戈人（Csangos）、以及居住在斯洛伐克南部的帕洛奇人（Paloc）等等。从基因学的角度来说，塞克勒人和帕洛奇人带有古代突厥系游牧民族卡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库曼人的血统，但是其语言和文化认同却是倾向于匈牙利人的。
另一方面，今天在匈牙利中部居住着大约8.5万名雅西人（Jasz），他们的祖先与居住在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梯人有极近的血缘关系，其语言也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奥塞梯语。这些人的祖先可能是与库曼人一起来到匈牙利，并加入马扎尔人部落联盟的。他们虽然从政治角度上也被称作“匈牙利”人，但当然不能划入种族学意义上的“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之列。此外在昔日的匈牙利王国及今天的匈牙利共和国境内还居住着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这些匈牙利人也不能被称为“马扎尔人”
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他的著作里记载道：“匈牙利诸部落有鉴于阿尔莫什之子阿尔帕德（Arpad）深孚众望，才智过人，勇力超群，按照卡扎尔风俗与法律，置阿尔帕德于盾上，立为大公。”此后七个部落的首领都起誓永远从阿尔莫什的后代中推选大公，而大公在分配战利品方面要永远照顾其他首领的后代，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七个首领按照原始的宗教风俗，割肤滴血于盆，以固盟约。
君士坦丁七世在著作里称匈牙利人为“翁古里”（Ungroi）或“土耳其”（Turkoi），伊本•鲁斯塔的著作称匈牙利人为“马扎加里亚”（Madjghariyah）；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文献中把匈牙利人称为“翁戈里”（Ungri）、“匈戈里”（Hungri）、“翁加里”（Ungari）和“匈牙利”（Hungari），这大概是源自斯拉夫人对突厥语系部落联盟的称呼──“翁古尔”（Onogurs）。还有一些拉丁文献把匈牙利人称作“阿瓦尔人”（Avari）或“匈奴人”（Huni）。
七个部落的结盟使得马扎尔人的力量大为加强，周围国家的统治者每当交战，往往请马扎尔人帮忙，于是一部分男子开始以战争为业。892年，东法兰克王国的阿尔努夫国王邀请马扎尔人侵略大摩拉维亚帝国（今日捷克一带），两年后马扎尔人又同摩拉维亚国王斯瓦托普洛克一世结盟，入侵潘诺尼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匈牙利大平原。
这种充当雇佣兵的做法虽然掳获甚多，但是却造成了埃泰克兹本土的防务空虚。最终为马扎尔人种下了严重的隐患：895年，当他们站在东罗马帝国一边，同保加利亚沙皇西米昂一世作战时，后方本土遭到了佩切涅格人的袭击。在优势兵力面前，马扎尔人节节败退地撤向喀尔巴阡盆地方向。当时的编年史作家写道：“到处都是鹰，他们（马扎尔人）没法再耽搁下去，因为停在树上的鹰像苍蝇一样多，不断啄他们的牛，甚至还啄马。因为上帝的意思是要他们从速前来匈牙利。”
895年，阿尔帕德率领下的马扎尔人主力从基辅一带出发，越过喀尔巴阡山东北段的维列茨盖山隘，随后穿过特兰西瓦尼亚高原，进入喀尔巴阡盆地。其他部落和零散人马则在896年通过东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些山谷和隘口，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当时这里到处都是绵亘无际的森林，因此马扎尔人称其为“埃尔代伊”（Erdely），意思是“山间密林”。匈牙利史书中管896年这一年叫做“定居之年”。
在十世纪的头几年里，匈牙利人继续西进，对日益衰落的摩拉维亚帝国发起进攻。这个在东法兰克王国压力下本来就只是苟延残喘的国家，在马扎尔人的进攻下立即瓦解。马扎尔人还在多瑙河流域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受辖于法兰克人的南部斯拉夫各公国的抵抗，迅速地在几年之内实现了定居。
在马扎尔人到达之前，有许多民族曾居住在喀尔巴阡盆地和奥尔弗尔德平原。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5年来到多瑙河地区时，这里居住着凯尔特人的后裔──伊利里亚人和埃洛维斯克人。公元前14年，这片地区以“潘诺尼亚省”的名义并入罗马。奥古斯都大帝在这里建筑了繁华的城市和良好的道路网。公元105年，图拉真大帝则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将其作为“达契亚省”并入罗马帝国。在布达佩斯的玛尔吉特岛附近，如今仍可以看到昔日罗马帝国军用竞技场、民用竞技场和阿奎恩库姆城（Aquincum）的遗址。
在罗马帝国统治四百年后，匈牙利地区成为民族迁徙的通道，约有五六百年之久。日耳曼系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这里，阿瓦尔人也曾试图在这里建国。公元五世纪，匈奴人在这里定居了下来，但是匈奴王阿提拉于453年去世后，他的短命帝国也就此垮台。此后这里又相继被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占领。公元九世纪查理曼大帝东征后，法兰克人在多瑙河西部征服并取代了阿瓦尔人，而斯拉夫人仍在这里生息。大摩拉维亚帝国的版图一度包括今日匈牙利的北部山区，但这个国家在其国王斯瓦托普洛克死后即告衰落。昙花一现的国家勃然兴起，然后又迅速解体，可是直到公元十世纪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稳固的统治。这种没有稳定政权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马扎尔人到来。
当时的马扎尔人从事游牧，在冬季的住地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根据这一生活方式，他们迁移的顺序是先占领平原，然后是丘陵和河谷。马扎尔人翻越喀尔巴阡山后，自东向西首先占领了蒂萨河东岸，然后是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地带，最后是多瑙河以西、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河谷地区。定居以部落为单位，部落内按氏族划分。马扎尔人占领地区的边界留出无人居住地带，作为防御之用，并围有路障、沟堑以固防御，进出通道设有射手防卫。
无法确认有多少马扎尔人从埃泰克兹迁移到喀尔巴阡盆地和匈牙利大草原。一般估计约有20到25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接近50万。无论如何，迁移而来的马扎尔人数量应该是很多的。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前来定居的马扎尔人同化了当地的斯拉夫人，而不是像突厥系的保加尔人那样，被他们所征服的斯拉夫人同化。
原先居住在大平原的斯拉夫人发展水平很高，这对于前来定居的马扎尔人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匈牙利语中的一些斯拉夫外来语词汇很好地说明了马扎尔人在农业、手工业、房屋建筑上向斯拉夫人学到的东西（黑麦、燕麦、轭、垄沟、稻草、草垛、砻糠、屠夫、车轮匠、桶匠、裁缝、车工、木匠、锅匠、厨房、储藏室、地窖、窗户）。马扎尔人的饮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食物花样增加了（甜饼、香肠、腊肉、面疙瘩【注】、酥饼、圆白菜等），烹饪做法多样化了（发酵、蒸），饮食也变得正规了（午饭、点心、晚饭）。当然，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注】这种匈牙利面疙瘩是把面团揉好后擀成小疙瘩，然后在开水中煮熟。面团是用面粉和鸡蛋制成的，也可以用猪油、洋葱和辣椒粉一起烤成焦黄，然后就着肉吃。这种饮食习惯是在“定居时期”初期出现的，可能传自保加尔人或突厥人，更远一些的起源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在西迁之前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汤饼”，也就是煮熟的面疙瘩汤
定居的马扎尔人起初继续过着游牧生活。但是当年在莱维迪亚和埃泰克兹的牧场无边无际，而在喀尔巴阡盆地中，纵横的松林和橡树林、大片的沼泽和积水限制了可供畜牧的地区，部落首领还从中不断为自己划走了不少土地，叫斯拉夫农民和奴隶为自己耕种。当然，如果从事农耕的话，要养活更多的人也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于无拘束生活的马扎尔牧民不愿意种地。他们宁可从事掠夺，进行战争冒险。
在“定居之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欧和南欧不断发出“上帝保佑我们免遭匈牙利人毒手”的哀号。
从出土的骨骼中可以分析出来，当时的马扎尔人身材中等偏矮，短颈，双目深陷，那时的西方编年史作家也许是出于恐惧，称之曰“面目可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背弓、佩刀、手持长矛或狼牙棒的匈牙利人不断在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拜占庭出现。他们无远不达，曾到过大西洋之滨，到过比利牛斯山麓，也到过濒临马尔马拉海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这些匈牙利人由部落或氏族首领率领，人数不等，经常强迫一些国家的统治者缴纳钱帛，并经常掳回大量的财物和奴隶。匈牙利史学家把这一时期委婉地称之为“冒险时期”。907年7月4日，在布赖沙尔瓦利（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战役中，西方世界试图征服这股东方势力及其带来的祸害，但遭到了惨败。
匈牙利人之所以能取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特别的作战方式。当马扎尔人的轻骑出现时，西欧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的战术早已遗忘殆尽了。德意志普吕姆地方的一个僧侣长老写道“他们用刀杀人不多，更多的是用弓箭。他们用牛角弓射出来的箭几乎百发百中……他们骑马前驰或后退，有时也伪作遁走。他们作战的时间不长。如果他们能像进攻那样厉害地持久作战，那简直是难以应付的。他们往往在战斗正酣时突然后撤，但后撤不久又猛然返回。当你以为自己已经获胜之际，也许正好是你失败的时候……”
但匈牙利人也只是在西欧的重甲骑兵还摸不清他们打法的时候才能获胜，特别是当时西欧的封建主和统治者们经常把这些重甲骑兵用于相互交战，因此常常脱不开身来对付马扎尔人。但是，到十世纪中叶后，德意志国王的权力日益增大，结束了封建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匈牙利人便开始陷入困境。933年，德意志国王亨利首次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兵师击败了匈牙利人。面对军事技术上发达得多的西方军队，匈牙利人只能设法在每次冒险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但是公元955年，在雷尔和布尔这两位部落首领率领下的匈牙利人在奥格斯堡附近的勒赫菲尔特（Lechfeld）被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托一世的军队击败，从而彻底结束了其战争冒险生涯。匈牙利人从此再也不敢冒险西进，而奥托也因此获得了“大帝”的称号。
据匈牙利编年史所称，在勒赫菲尔特战役中，只有七个匈牙利人生还。这显然是夸大其辞，但这场惨败使得匈牙利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要么步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的后尘，渐渐湮没，被人忘却；或者向比自己发达的西方学习，组建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以定居一地的农业生产取代驱赶畜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天主教的教规取代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当时匈牙利的内部因素也促使其加快进入封建国家的步伐。部落首领已经逐步演变为部落贵族，他们吞占了在掠夺中获得的绝大多数战利品，奴隶为他们劳动，斯拉夫农民为他们耕种，他们指挥的武装自由民实际上成了小小的军队。这些部落贵族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封建领主。因此从内部条件看，建立国家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了。
阿尔帕德大公的曾孙盖萨大公（Geza）为建立匈牙利国家作了决定性的准备。在勒赫菲尔特惨败之后十八年，他派遣使节前往位于奎德林堡（位于今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神圣罗马皇帝宫廷，请其派神甫和骑士前往匈牙利。当时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都在竭力讨好和拉拢匈牙利人这一具有潜在影响力的重要盟友，而盖萨大公选择了罗马。他虽然一直保留着异教徒的习惯，但出于政治上的利益考虑，与家人在975年一道接受了洗礼。盖萨大公为自己的儿子沃伊克（Vajk）迎娶了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二世的女儿吉塞拉，从而打开了和西方的关系。沃伊克在接受洗礼时，以巴伐利亚的帕骚主教的名字更名为“斯蒂芬”，匈牙利语称为伊斯特万，他就是匈牙利王国的开国君主和护国圣人，“神圣使徒国王”伊斯特万一世。
伊斯特万在997年即位。一部分在“冒险年代”可以自行其是的部落首领担心失去权力，公开反叛这位新即位的国王。其中最著名的是巴拉顿湖以南绍莫吉地方（Somogy）的首领科巴尼，他是阿尔帕德家族近支的后代，从辈份来说相当于伊斯特万的表叔。科巴尼在盖萨去世后试图染指大公的宝座，因此发动了武装叛乱。但是伊斯特万在其岳父亨利二世派来的日耳曼骑士帮助下打败了科巴尼，把他的尸首分为四块，分别悬挂在埃斯泰尔戈姆、维斯普雷姆、杰尔和埃尔代伊的城门上，以儆效尤。科巴尼的首级被挂在伊斯特万的舅舅、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久拉的城门上以示警告。此外，伊斯特万还没收了久拉的土地，监禁了他的家人。
剩下来的唯一一个敌手是毛罗什河（Maros，罗语称穆列什河，是蒂萨河支流，流经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流域的首领奥伊托尼王子。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倔强的人。根据传说，幸而在向奥伊托尼发动进攻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伊斯特万的将军乔纳德得到了圣乔治（英格兰和格鲁吉亚保护神）的指点，从而使伊斯特万的军队再次获胜，从而清除了这个新兴的基督教国家里的异教徒首领。
征服反叛后，伊斯特万于1000年12月25日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并宣布定都于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这样，匈牙利与近邻的波希米亚和波兰几乎同时成了封建王国。在加冕仪式上，伊斯特万手持一顶拜占庭式的黄金王冠，宣布将其献给圣母玛利亚（Nagyboldogasszony），从而在圣母与匈牙利王冠之间形成了一个神圣的契约：圣母被尊为匈牙利的永久女王，她将佑护此后世世代代的匈牙利国王和人民，直至永远。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送给伊斯特万一座十字架和一封正式确认伊斯特万为匈牙利国王的教廷诏书，在诏书中，教皇将他与早期基督教历史中传教的众使徒相比，从而使此后历代匈牙利国王获得了“使徒国王”（Apostoli
Kiraly）的称号。
伊斯特万一世去世后，其遗体被安葬在塞克什白堡（Szekesfehervar）的王族墓地中。在中世纪的某年，他的陵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虽然他的躯体已经化为尘土，但其右手却好端端地并没有腐烂。惊讶的匈牙利人将这只右手奉为宗教圣物，在特兰西瓦尼亚为保存这只手专门建造了一座小镇，名叫“神圣右手”（Szent
Jobb，今归罗马尼亚，改名为Siniob）。在蒙古入侵的时候，“神圣右手”被迁到克罗地亚的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避难，存放于圣雅各修道院中。十五世纪，一些从事圣物买卖的僧侣把右手拆成了几段，右前臂被运到了伦堡（今乌克兰利沃夫），右上臂由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保存，圣雅各修道院只留下了圣伊斯特万的右手。1752年，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把这只手搬到了维也纳美泉宫，随后将其还给了匈牙利人，存放在布达的古王宫中。
打那以后，每年8月20日，圣伊斯特万这只超自然的手都要从王宫中取出来，被抬着通过布达佩斯的街道，向崇拜圣伊斯特万的善男信女展示，这已经成了一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匈牙利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整个欧洲，没有任何仪式能够与展示“神圣右手”的庆典华美壮丽相提并论：最前面是驻扎在布达王宫守护圣伊斯特万王冠、匈牙利权杖和“神圣右手”的御林军，他们头戴高达十八英寸的尖尖的银质萨克森式头盔，手里擎着闪闪发光的带锯齿的戟，其形状像威尼斯平底船的船头。“神圣右手”被装在一个用黄金和水晶制成的盒子里，下面是红色金丝绒垫子，被唱着赞美诗的牧师们簇拥着。后面是兼任主教的亲王、东正教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的使节，他们身穿紫、白、深红诸色的华丽大袍，袍子后面长长的后裾由穿着饰有花边的宽大白色法衣的侍童提着。在宗教行列后面是外交使团，他们的制服都镶有金边，胸前佩戴着勋章，显得气势非凡。然后是上下全黑的匈牙利议会代表，他们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紧接着的是奥皇兼匈牙利国王在匈牙利的最高代表，通常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亲王。这个角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换成了“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他在这种场合下身穿华丽的海军司令制服，骑着一匹俊美的白马，看上去神采飞扬。
在这长长的宗教仪式队列最后面的，是一队使这种庆典独具一格的人。他们大约有六十人，是匈牙利的达官贵人，清一色的大贵族。这些人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匈牙利作为基督教堡垒反对异教徒的时代。他们的服装是拿破仑时代或更早时期流行的，而且式样多变得令人叹为观止：带有金色流苏的黑森皮靴，镶着银边的绿色、蓝色、黑色、鲜红色的紧身上衣，褶边为黑貂皮、阿斯特拉罕羔皮、白貂皮或水獭皮的中长斗篷，插上白鹭羽毛的平顶皮帽，土耳其式长袍，挂军刀的环扣，刀把上镶有大宝石的短弯刀……在展示“神圣右手”的庆典上，所有的色彩都汇集在这里争奇斗胜，形成了一个使人目不暇接的光怪陆离景观。
“神圣右手”在1942年8月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展示。1944年苏军进入匈牙利境内后，这只手被护卫它的御林军运到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避难，1945年8月20日被归还给匈牙利政府，存放在佩斯的圣伊斯特万大教堂中。1989年匈牙利社会制度改变后，又恢复了展示“神圣右手”的仪式，但其华美壮观的程度已远不如从前。
